浅析新公证法(草案)的缺陷
池州市公证处 丁选旺
自1982年国务院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公证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来，我国的公证制度开始复建并蓬勃发展。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条例》所设计的制度框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需要，公证业务基本靠当事人自愿申办和公证机构的开拓，制约着公证监督性、预防性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已经远远突破了《条例》所规定的内容，在具体的公证程序上也越来越多地遇上了无法可依，也无规可循的尴尬局面。随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证立法倍显紧迫,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草案)在数易其稿后,终于2004年12月2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被提交审议,虽未被通过,但显示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对此法的高度重视。2005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再次把公证法列入今年立法计划。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未被通过的公证法草案,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研究探讨,或许对公证法(草案)的修改和完善有所裨益。笔者认为公证法(草案)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草案对公证机构的性质未明确，对公证机构定位不清。草案第五条规定的“公证机构依法设立，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回避了公证机构的性质，而性质是公证机构的灵魂。如果公证机构的性质不明确，这部法律就没有了基础，也难以制定出一部好的公证法。实践证明，公证机构定性不明是影响公信力的首要因素。我国现在公证处的改革方向是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属于国家机构的范畴。但其收支却没有列入财政预算，而是自收自支，公证处要养活自己，就必须自己挣钱。将公证机构定为非盈利性事业单位等，使公证处的独立性在现实中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因利益关系，片面招揽业务，加剧了不正当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要求确保公证机构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又要求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叫广大公证员及公证处如何适从! 应该将公证机构定性为国家专门证明机构，从司法行政机关剥离,实行行业管理、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指导，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公证的作用，提高公证的公信力。
其二、公证范围的设定不利于公证事业的发展，应设立法定公证事项。草案第十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的表述,看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寥寥无几可供支持。而在目前环境下，设立法定公证事项,这对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公证法的权威所在。从全国已颁布的省公证条例、规定（如黑龙江、宁夏、安徽、贵州、云南等等）来看，这些省公证条例、规定都规定了一定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公证的法定公证事项, 这对各省的公证事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各地的公证机关及广大公证员依靠地方立法，积极开拓公证业务，成效显著。如果这部没有设定法定公证事项的草案一通过,各省在过去所立的条例、规定与公证法相冲突，现巳开展的许多公证业务失去了依据，后果不堪设想，公证事业的发展将会停滞甚至倒退。
其三、草案对公证当事人的相关行为缺乏制约。我国公证的执业活动一直缺乏有效保障，对公证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在公证员面前作虚假陈述或有关单位协助当事人欺骗公证处的行为都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一旦出现问题，全归责于公证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在草案的法律责任这一章节中应该增加一条：“公证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作虚假陈述的或者有关单位协助当事人欺骗公证处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四、草案应该赋予公证员调查权，而不仅仅是“核实权”。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公证机构应当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或者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核实”作何解，核对一下是否属实？但很多公证的事项仅靠核对是不能保证法律行为或事实的真实性的! 《条例》、部门规章以及各省条例、规定都对公证员的调查权作了明确规定。而在实践中,公证员在办理公证事项时,经常要行使调查权,这是对所办的公证事项负责,是对行使国家证明权负责,更重要的是公证员的一项基本权利! 例如:在办理继承权公证中,我们经常遇到当事人要求公证处到某银行调查被继承人的存款情况(现实生活中确有因被继承人猝死等原因,而继承人找不到存单的情况)并提供可靠线索的,这时仅靠核实而不去调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应将草案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公证机构应当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需要对公证的事项进行调查时,有权依法查询有关档案、资料、资产等情况,对物证或者现场进行勘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其五、草案应该明确由公证机构统一行使国家证明权。当前我国公证与鉴证、见证、监证并存，而且是“证出多门”,笔者认为，各部门的利益关系为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国家证明权应该统一，应明确由公证机关统一行使国家证明权,其目的在于改变“证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保障公证法律制度的严肃性。
其六、草案中对设立公证处的起点定得太低。草案第七条规定公证机构的设立条件之一为：“有2 名以上的公证员”，作为一个公证处，最低应由3名以上的执业公证员组成。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公证处归类到中介机构中,而我国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机构都规定最低由3名执业人员组成,是符合中介机构特点的。另外，如果公证处只有2名公证员，那草案第九条所规定的“公证机构的负责人应在有3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公证员中推选”，在现实中又将如何操作？
其七、草案中应对其它相关事项进行设定。草案第五条要求公证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承担不了又怎么办？有关公证处撤销、停业或破产及其遗留的问题怎么解决（如债权债务、档案、撤销后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等），公证处的领导机构是哪个部门等等,草案中都没有涉及，应予以完善。
作为一名中国公证人,期望再次被提请审议的是一部全新的公证法（草案），并将最终获得通过。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公证法将为中国公证制度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引导中国公证事业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指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
(2001)民一他字第32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
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
2001年12月31日
浅析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
钱贵
（一）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的相关学说
1、契约当事人说。该说认为无权代理人为契约当事人，应受签订契约的效力约束。因此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的根据是违约责任。
2、侵权责任说。该说以萨维尼为代表。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条件是指违反合同或者合同不履行的事实；主观条件是债务人对于合同不履行有过错，即违约行为和过错是违约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由于违约责任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违约责任制度保护的是当事人因合同所产生的利益。此说则认为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无权代理人不负契约上的责任。故确定无权代理人民事责任，可以适用契约外的责任原则，即将无权代理人对善意相对人所为的无权代理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由行为人负侵权赔偿责任。
3、缔约过失责任说。缔约过失责任的系统理论为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耶林所创。1861年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民法学理论年刊》第4卷发表了题为“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的损害赔偿”的论文，阐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侵权行为与契约法之间找到了另一种责任根据，即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所保护和救济的不是一般侵权行为保护的对象，也不是契约责任所涵盖的内容，但关于举证责任、时间及责任基础等问题上却适用契约法的原则加以处理。由于侵权责任说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而耶林采用缔约上的过失原则来解释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以扩大责任的范围。该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责任人违反了积极协力、通知、照顾等义务而发生的责任，所以必须找出发生这些积极义务的根据。无权代理人正是违反了在订立合同是因诚实信用所发生的附随义务而发生的责任，因此是积极的告知相关事情的义务，故而为缔约过失责任。
4、默示担保责任说。这种学说以巴赫为代表。该说认为，无权代理人为代理行为时，除有明显的反对意思表示外，其与相对人间常有担保相对人不因此而受损害的默示契约。按巴赫的观点，代理人为代理行为时，存在两个层次的意图：第一层次的意图是代理人为被代理人为法律行为，使该法律行为之效果直接及于被代理人；第二层次的意图是如果该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则由行为人自己依法律行为的内容而负责。默示担保责任说扩大了无权代理人的责任范围，达到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目的，因为无权代理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责任。
5、特别责任说。又称法定责任说。该说认为，无权代理人的责任系由法律直接规定产生的，不以无权代理人的过错为成立要件，亦非因为无权代理人违反了默示担保义务，当是一种特别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不以无权代理人的故意、过失为要件，属于一种无过失责任。由此可见，即使无权代理人不知其无权代理，或者被欺骗、胁迫进行无权代理，同样要承担民事责任。这种学说被称为新派，先为德国所采纳，后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债务法等都做了规定；而其他学说被称为旧派，为法国民法典及奥地利民法典所采用，法典中没有做明文规定，而是适用于债的不履行或侵权行为的规定。
（二）笔者对以上学说的评议及观点
违约责任的基础是存在有效的合同，而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待定，当被相对人拒绝追认时合同无效，或相对人之行使撤销权使之归于无效，因此不存在有效合同。既然他们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则根本谈不上无权代理人的违约责任。同时，违约责任违反的民事义务是合同义务，而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所订立的合同内容并未涉及确定代理人是否享有代理权，因此他们之间不存在违反合同义务的事项。基于上述理由契约当事人说不能做为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民事责任的根据，该说的漏洞非常明显。
侵权责任的责任基础是法律的规定，不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且违反的民事义务是法定义务，基于此，该学说有利于保护相对的合法利益，这也是该说存在的原因之处，但此说的缺点在于不足以完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为按照这种学说，无权代理人仅就代理权的存在和范围以恶意的方法欺骗相对人时才产生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即以过错为一般情况，无过错为特殊情况，其责任范围也只以消极利益为限，而不包括积极利益。然而无权代理的责任也存在过失的情况，该学说将无权代理人民事责任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要求，不能完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笔者也不赞同用该学说来作为无权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
按照耶林的观点，就从事缔结契约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的范畴，缔约当事人于契约缔结之际或准备缔约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负有与契约有效缔结时相同的注意义务。如果缔约当事人未尽到此种契约缔结上的注意义务，致使契约不能成立的，该当事人应赔偿相对人因信赖其契约有效成立而产生的损害。无权代理人在缔约时，即应注意到自己有无代理权及能否得到本人的承认。如果行为人本无代理权，又未得到本人的同意，则显然无权代理人有过失，自己应负责。这种学说将无权代理人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无权代理人有过失的场合，这为当时的许多学者所支持。但依本人看来缔约过失责任学说仍不足以适应交易安全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需要。同时，无权代理人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契约的，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因而也就谈不上缔约过失责任，这是该说致命的缺点所在。因此用缔约过失责任来解释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也是不妥的。
默示担保责任说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当被代理人不受代理行为约束时使无权代理人成为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是与代理制度的旨意相悖的；二是代理行为的主体应为被代理人与相对人，而担保契约的主体为代理人与相对人，故将以代理人自己作为当事人而与相对人所缔结的担保契约，包含于以他人名义并以为他人的意思所为的代理行为中，显然不妥。为补救这一缺点，有的学者修正了默示担保责任说。主张无权代理行为虽系以被代理人名义为之，但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间另有以自己名义所订立的担保被代理人应受其代理行为拘束的附随契约。默示担保责任说曾为德国帝国法院所采用。在英国法中亦以默示担保责任说来认定无权代理人的民事责任。在1857年的“考伦”一案中，被告（代理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声称自己是甲（被代理人）的代理人，并把甲的一块耕地出租给原告（第三人）。法院认为，被告应当对原告承担责任，因为被告已经默示保证自己拥有出租耕地的代理权限，并认为，被告向原告承担的损害赔偿包括原告由于对甲提起强制履行耕地出租合同之诉却一无所获而承担的各种费用。法院在该判例中责令代理人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就是代理权限默示保证义务。依笔者看来，该说在我国并没有相关的立法和实践依据，如果在我国引用此说的话会给司法实践活动带来不便，因为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在我国不是法律渊源，没有法律效力，且立法上没有该说的立法规定，在实践中引用此说来解决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民事责任问题则会造成司法混乱的现象，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再深入分析可知，默示担保责任说相对于侵权责任说和缔约过失责任说，扩大了无权代理人的责任范围，达到了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目的，但是这种学说中的担保契约的存在系出于学者们的拟制，而非客观的存在。将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建立在拟制的基础上，当然不太妥当。但是，这种学说不以无权代理人是否有过错来认定其责任，则具有合理的因素。学者们基于这一合理因素创立了特别责任说。目前，特别责任说已成为通说。
综上所述,本人也赞成特别责任这一学说。该说的责任基础是法律的规定，违反的民事义务也是法定义务，且责任的构成是以无过错为基础的，这样看来运用该说来解释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则可以彻底地、完全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同时可以看到该说在立法上也是存在根据的。《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⑴款规定：“以代理人的身份订立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有代理权，而被代理人又拒绝追认者，相对人有权依其选择，得令代理人履行或赔偿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17条第⑴款规定：“作为他人代理人缔结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代理权，且得不到本人追认时，应依相对人的选择，或履行契约，或负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台湾民法典及判例亦采取特别责任说。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来看，我国民法对于无权代理人责任采取的是特别责任说。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显然这种特别责任是不以无权代理人的过错为成立要件的，是无权代理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没有代理权不得以他人名义从事代理行为的义务的当然结果。因此该说在我国在理论上和立法上都有根据，并表明特别责任说更有利于明确无权代理人责任的性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基于此在我国适用该说来确定无权代理人的责任性质更有利于司法实践活动和我国的法制建设，更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