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破产重整计划制定和批准若干问题的研究/张澎
时间:2024-07-21 22:48:4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35
破产重整是2007年6月1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增设的一项重要破产法律制度。破产重整，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再建希望的债务人，在法院主持下，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强制调整各方法律关系，进行债务人营业重组与债务清理，以挽救债务人、避免破产的再建型债务清理法律制度。[1]设立破产重整制度的目的是实现债务人企业、债权人、股东、职工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和最大化。它有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不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有助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避免企业清算解体导致的关联经济组织经营困难、生产萎缩甚至连环破产；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避免破产清算引起的工人失业、群体性矛盾冲突等社会震荡的不利影响。现就破产重整的若干问题加以研究，联系审判实践具体分析如下。
一、重整程序的启动与审查
（一）准确把握重整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破产重整启动要件方面，破产法对重整主体未作区分，对重整能力未提出要求，重整原因中“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表述过于含糊，对债权人申请重整未作债权数额、比例等限制。对此，应从以下四点进行规制。1.突出重整制度的社会价值目标。法律并没有将重整企业的规模规定为受理条件，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应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来判断该企业是否有花大力气挽救的价值。通过论证前置程序，各方利害人共同判断这个企业有没有挽救的希望，各方当事人是否有重整的意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标准。
2.设置破产重整的能力要件。从经济价值角度对重整企业提出再建价值和再建希望要求，并以此为核心建立启动重整的前置审查程序。该程序的设置，一方面可继续实践一些法院已试行的预审重整计划草案，完善立案前的听证程序，提前向党委政府汇报重整方案，预先落实重整资金来源等方法；另一方面可通过引入由法院主持，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债权人、债务人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参加的再建价值与再建希望预估机制得以实施。
3.细化启动重整的界定标准。将据以启动重整的事实状态限定在“濒临破产，有挽救紧迫性”的范围内，防止假重整真逃债。对破产法“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规定，建议司法解释细化其界定标准。如规定为：重整程序主要适用于因暂时性经营困难濒临破产，但有可能通过重整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以及陷入困境暂停经营，如破产清算可能引起企业连环破产、重大群体性矛盾等严重后果，但通过各方扶持有可能复苏的企业。对于长期持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挽救无望的企业，应及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4.增设债权人申请的资格限制。建议参照国外立法例对债权人申请资格进行限制，如要求债权金额单独或联合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设置债权人申请的资格限制，可以减少重整申请权的滥用。
（二）正确认定重整的原因
债务人企业重整的原因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二是企业法人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人民法院在认定企业法人是否属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时，应当综合考虑影响债务人清偿到期债务的各种因素。如债务人资产负债情况、财产状况包括设置物权担保的情况、诉讼争议情况等，对于债务人能够清偿到期债务，但其清偿后续到期债务的手段或措施（诸如资产、信用、知识产权等发生严重变化）面临危险的；或其资产已经严重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债务超过情形严重）的，可以认定债务人有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性。如果债务人大多数固定资产都设置担保，大量债务进入诉讼执行阶段，同时其资产业务情况又具有挽救希望，就需要启动重整程序。
（三）充分论证重整的可行性
1.申请材料的提供。申请人除破产法第8条规定的应提供的材料外，还应提供重整的初步可行性报告。虽然对重整计划是否可行更多是商务判断而非法律判断，让法院审查可能是个难题，但在启动重整程序时完全不考虑可行性，将使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使重整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的利器，这显然有悖立法的本意。
2.调查评估。重整程序启动前、当事人提出重整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对债务人企业的资产、经营、职工等情况进行充分调查评估，以考量债务人企业是否具备继续经营的价值，作为是否引导推动、开始重整程序的重要参考。
债务人企业的情况主要包括：债务人企业涉诉情况、职工安置情况、债权债务情况、债务人企业是否有重整意愿、债权人对重整的意见及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对债务人企业重整的态度等。
调查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1）向债务人所在地党委政府、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进行走访，送重整申请书副本并征询意见；（2）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指定会计师、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作为检查人，对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重整原因、是否具备继续经营价值提出专业意见；（3） 如果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争议，如债权人申请清算，而债务人申请重整，就需要进行实质调查。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召集申请人、债务人、债权人等举行听证会，让他们充分表达意见，使法院的居中裁判效能发挥出来。
二、管理人的选任与管理
管理人是由法院选任的在破产程序中独立行使债务人财产管理权和处分权，并拟定破产方案和执行的临时性专门机构。[2]管理人制度产生的初衷乃是因为破产财产的管理和清算工作繁杂沉重，非法院一家的人力物力所能胜任，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可协助、辅助法院开展破产事务的办理。管理人自法院选任后，其工作贯穿破产程序的始终。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建设与实施，对破产重整实务操作能否取得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中规定，管理人的指定方式有随机、竞争和接受推荐3种方式，而随机方式包括轮候、抽签、摇号等形式。由于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得过于原则，使各地法院在指定管理人、明确管理人工作职责等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江苏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初步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选任和监管管理人的方法，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引入管理人竞争机制与摇号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管理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存在以“摇号”制为主的随机指定和以“遴选”制为主的竞争指定、推荐指定三种模式。随机指定体现了程序公正，能够较好地维护选任结果的公平性，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该模式存在随机性较大、盲目性较强，选任的管理人不能完全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等缺点。竞争指定和推荐指定虽然可以避免随机指定的盲目性，但也存在主观性较强、公信力不足等缺点。因此，在指定管理人过程中，部分法院采取征求债权人的意见，引入管理人竞争机制，让有关单位、中介机构针对个案出具完整的工作预案，在基本符合个案管理人要求的基础上，再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来确定具体案件管理人的方法，避免了单一摇号或者指定选任管理人的弊端。
（二）建立管理人分级管理及业绩考评机制。建立管理人队伍的长效管理机制，设立管理人行业协会，由该行业协会对中介机构进行分级管理，不同等级或资质的管理人，按照债务人企业重整难易程度，由相应等级的管理人出任。法院在对管理人管理方面，建立并完善下列制度。一是制定统一的管理人操作规范和职业技术规范。二是建立管理人工作计划制度。要求管理人就破产重整工作事宜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工作计划。三是建立管理人定期报告制度。要求管理人定期报告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四是建立定期排查制度。指导管理人定期排查矛盾纠纷，以维稳工作为重点，对职工诉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答复。五是建立重大事项专项报告制度。建立与债权人的直接通道，及时掌握企业情况与重整进程。六是建立管理人业绩考核制度。建立管理人的业绩档案，如实记录管理人履职情况，按照考评业绩对中介机构进行等级维持、下降或上升的评定。把那些评价不好的中介机构列入“黑名单”，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后，如仍不能达到相应要求，即将之从管理人名册中剔除，以不断优化管理人的队伍结构。
（三）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权力限制。破产法在引进重整程序时，采纳了附条件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该制度参考了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程序中所谓占有中的债务人制度（Debtor In Possession）。[3]即在重整程序期间，经债务人申请、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重整期间，由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也可以聘请债务人的管理层负责营业事务。采用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并不意味着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经营营业事务不受任何约束。此时，债务人也必须接受管理人的监督。但是，法律对于自行管理中的债务人职权与管理人的监督权限划分标准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考虑到债务人本身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的特性和弊端，下列权利须由管理人行使。第一，调查及检查权。人民法院在批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同时，应当明确授权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第31、32、33条等规定对债务人的财产、债权债务状况或行为进行调查。第二，撤销权。在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情况下，管理人通过行使调查权也可以充分了解与撤销权相关的情况，具备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因此，由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更符合撤销权的立法宗旨。第三，追讨财产权。破产法第35、36等条规定的对股东未缴纳出资的追缴和对高管人员非正常收入和侵占企业财产的追回等职权不能由债务人自己行使，只能由管理人行使这些职权。
三、重整计划的审查批准
重整计划既是重整程序中各方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彼此让步寻求债务处理的协议，也是他们同舟共济争取债务人复兴的行动纲领。[4]重整计划旨在促进企业再建更生，贯穿于整个重整程序，它是重整程序的核心和灵魂，其合法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如何，不仅关系到重整程序的成败，而且与债权人、债务人及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重整计划必须通过法院的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对债务人和债权人均具有约束力。重整人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申请后。法院如何对重整计划提出的主体是否适格、重整计划的可操作性如何、重整计划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除破产法第87条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外，未明确规定如何对重整计划提出的主体、重整计划的可操作性、重整计划合法性进行审查。结合司法实践，下面对重整计划审查批准的条件进行简要分析。
（一）重整计划制订主体的扩展
重整计划是以清理债务、复兴企业为内容，重整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直接决定重整的目标能否实现，由谁来制定重整计划尤为重要。破产法第79条仅规定由债务人或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提出重整计划，对债务人或管理人以外的其他人提出重整计划未作禁止性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制定重整计划主体存在两种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制定重整计划的主体必须是债务人、管理人；第2种观点认为，破产法第70条规定管理人、债务人、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或新的投资人均可作为申请重整的主体。笔者认为，第2种观点比较切合实际。破产法第79条未对债务人或管理人以外的其他人作为制定重整计划主体作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提出重整计划的往往是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或新的投资人。因此，从重整计划的可操作性出发，债务人、管理人、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或新的投资人均可作为制定重整计划的主体。
（二）重整计划的可行性审查
犯罪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对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是否明知，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标准。如何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以确定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本文结合两则案例对此做一些探讨。
案例一
2008年3月，杨兵、王长利代理北京20余人在J省C县社保局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之后转移到北京社保接续（此种行为被称为“异地补填”）。C县社保局将补缴的保险费用60%留下，把40%转移到北京。
在此案件中，杨兵负责联系补缴保险的人并收取费用，王长利给C县社保局转递过一些资料和费用。杨兵共收取20余人150余万元，其中转到C县社保局20余万元，给王长利5万元。其余全部为其所有。检察机关认定杨、王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是诈骗犯罪。
案例二
行为人张某因为对涨工资不满，就在销售的产品中设定停机的密码，造成销售给客户的机器在他设定的时间同时停机。此行为给公司造成上百万损失。司法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私财物罪。
一、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不是对犯罪的明知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表明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对危害结果明知道什么程度，刑法没有规定。就一般刑事犯罪而言，行为人都会认识到行为的危害结果会构成犯罪。但有些可能意识不到其行为会构成犯罪，但对危害性还是有认识的。明知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而故意为之，证明其已经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故意。
“不知法律不免责”。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以不知法律为由逃避制裁。司法机关也难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律。如果行为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可以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的实施。行为到底有没有危害？不是根据个人认识确定的，是根据一般人的理解确定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法盲，这些法盲并不是对危害性没有认识，而是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清楚。
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明知，那么，就缺少故意犯罪中的主观要素而不构成犯罪。刑法上并不要求对危害结果明知道“犯罪”的程度，只要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就具备了故意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二、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涵
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笔者认为主要是从犯罪的客体、因果关系、主观恶性等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直接犯罪客体。
虽然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属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但是，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脱离犯罪的客体。一般的犯罪客体是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每个犯罪都有直接客体，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直接客体区分不同的罪名，它是每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决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仅包括对某种行为没有规定不得为罪，也应包括没有犯罪客体的行为也不得定罪。
就案例一案件而言，表面上看，侵犯的客体是补缴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司法机关定罪折射出来的侵犯客体是犯罪嫌疑人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如果不存在对这一客体的侵犯，这个案件就不构成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纯民事案件，是一个债务纠纷。之所以将已经转移到北京的养老保险关系取消，是因为北京方面认为J省C县社保局的做法错误，并不是因为王长利、杨兵收取被害人的代理费。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王长利、杨兵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显然不能。补缴是通过了C县社保的审查，没有理由让王长利、杨兵认识到经政府审查认为合法的行为也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
第二、直接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中，会有许多链条。每一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中，追根溯源，不能割裂互相之间的联系。“案例一”中的结果是补缴保险人的社保落空，交付的保险费打了水漂，由此推论其代理行为是诈骗性质。这一推论就是将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断裂开来。这一因果关系应是“代理行为→C县补缴社保→转到北京续接”。北京社保将接续行为认为无效，将这个结果的原因归结为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跳过了C县补缴社保这一中间环节。
造成北京社保接续不能的结果，是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的理解不同。如果北京与J省对补缴的政策、理解相同，20余人在J省已经正式补缴了社保，就不会发生接续社保作废的情况，也不会造成补缴社保的人认为自己被骗。王、杨收取代理费的行为也就成为正当的，至少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对危害行为结果的判断，只能对自己的行为直接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不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否则就导致客观归罪。
第三、主观恶性。
对犯罪的认定是对行为的认定，但为什么犯罪的构成中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要件，无法从行为的外表下区分罪与非罪。劫匪开枪杀人与警察枪杀劫匪，结果都是人的死亡，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仅以行为定罪，劫匪和警察都是杀人犯。这就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将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混为一谈。犯罪的法律结果是刑罚，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矫正就是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不再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和程度的大小，可以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王长利案件，在行为前为防止异地补填被确认无效的结果，特意咨询了政府的管理部门，在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定的答复后，才实施的代理行为。
事中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和有无。如行为的责任能力、动机、目的、手段等。王长利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收取杨兵所给的5万元，但他从没有向“被害人”做过虚假承诺，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并且为异地补填积极与C县社保局进行联络沟通，确认异地补填的合法性。代理当事人寄送资料、代为收款、转款。案例二的张某在停机事件中，明知停机会损害公司信誉、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却诡秘设置停机密码。反映出这两个案件中的被告人对危害结果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事后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在事后是如实坦白、真诚悔罪、自首立功、积极退赃、及时抢救还是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毁灭证据、订立同盟。
三、是否明知危害社会结果的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第一、根据正常人的常识，能够认识到其性质，就可以判断其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法律禁止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认识到行为性质是犯罪，必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
第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希望或放任行为的发生，就说明其已经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案例二中的张某，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论其是否认识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对抗商标权的可能性探讨
-----以荣华月饼纠纷为例
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冲突问题是目前十分现实的问题，有些已经明确有法规、司法解释予以界定，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处于法律真空区，本文以荣华月饼为例，仅对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形成、认定及对抗商标权的可能性予以探讨。
一、荣华月饼纠纷案情简介：
（一）双方在大陆的法律权属基本情况：
1、广东（佛山）荣华：
（1）荣华食品厂自1983年起，字号及商标使用持续使用“荣华”；
（2）荣华食品厂名称后变更为顺德荣华面包厂，并于1997年合法受让了山东永乐糖果厂1990年注册533357号“荣华图形”商标；
（3）顺德荣华面包厂变更名称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苏氏荣华食品厂后，申请注册“荣华月”并获得商标注册证；
2、香港荣华：
1991年申请“荣华”二字为商标，被商标局驳回，理由为与533357号商标构成近似；之后，其多次以“荣华”为核心文字的注册申请全部被驳回；
94年在东莞以“荣华”为字号成立东莞荣华饼家有限公司。1994年前在大陆没有实体存在。
（二）二者纠纷起源及经过
1、 二者纠纷起源为：533357号商标在先注册，香港荣华无法将“荣华”在大陆作为商标使用；
2、 随即，香港荣华为解决上述问题，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为由，申请撤销“荣华月”商标，经商评委、北京一中院，最终香港败诉，至此，香港荣华继续使用“荣华”即具有商标侵权的风险；
3、 为获得合法的“荣华”使用，并避免造成商标侵权，香港荣华2006年在东莞中院提起认定“荣华月饼”为未注册驰名商标及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诉讼；
4、 东莞中院认定“荣华月饼”为未注册驰名商标，但被广东高院撤销，直接改判为“荣华月饼”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判定广东荣华相关企业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为：（1）“荣华月饼”与533357号“荣华”不近似；（2）“荣华月饼”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应认定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3）广东荣华及关联公司未正当使用533357号“荣华”注册商标。
二、案件焦点归纳：
1、针对1989年提出申请、1990年获得注册商标（荣华），在合法有效存续前提下，与该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核心文字（荣华）能否在相同类别（月饼）作为特有名称保护？
2、如不能，广东荣华80年代即在先使用（字号、商标）的前提下，1997年合法受让533357号“荣华”，会不会改变上述结论？
3、如可以，则我国商标专用权依注册产生的原则是否会被动摇，进而扰乱市场秩序？
三、法理论述
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初衷，即是将在一定区域有一定知名度的未申请注册商标、外观专利，在商标权、专利权外予以补充、保护，赋予其部分注册商标、专利的权力，但十分明显的是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和商业秘密一样，其本身并不能称为权力，而只能在个案中认定、保护。
（一） 荣华案对我国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意义
本案的实质是商标权和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冲突问题，核心是在具有商标权的前提下优先适用商标法还是反法，关键是对我国的法治原则、商标依注册取得专用权原则、私有财产合法不受侵犯原则的大胆冲击，是对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另类解读。在注册商标持续近20年的稳定状态下在相同产品上认定另一企业知名产品特有名称，势必造成商标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混乱。我们认为，法院判决不能局限于一事、个案，而应考虑整体、全局、历史与现状，维护法律正义、秩序而非市场强者，而目前已存在多起保护市场强者的类似案例，最高院是否出台相关措施予以释名、规制，我们拭目以待。
（二）、知名产品特有名称对抗注册商标的条件
1、未注册驰名商标对抗注册商标的条件是，必须在申请日前已成为驰名，我们认为此制度当然可适用于知名产品特有名称。
2、能够对抗注册商标的，除在先专利、字号等以外最行之有效的是未注册驰名商标，根据相关法律，未注册驰名对抗注册商标，须是在商标申请日前即达到驰名商标的程度。目前虽未有有关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与商标权冲突的规制细则甚至原则，但当然可以比照未注册驰名商标对抗注册商标的理论来处理。
3、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法效等同于注册商标。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是商标、专利、版权专门法所不能的，是兜底法、普通法，其所规定“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初衷，即是将其当做知名的未注册商标予以保护，其效力显然不能和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比，远远达不到对抗注册商标的能力。
（三）、在先使用的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即使对抗商标专用权，也须以注册（或转让）商标具有恶意为前提
1、我国是实行注册商标的国家，原则上不保护在先使用。但却有充分证据证明他人却有恶意抢注他人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前提下，可向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撤销，在撤销未生效前，注册商标专用权不容质疑。
2、但如何判断在先使用，往往是多年后无法说清或无证据支持的。鉴于知识产权极强的地域性特点，我们认为：
（1）在先使用必须考虑地域问题，即只有在大陆（法域）范围内的使用，才是我国商标法所认可的使用；
（2）在大陆地区的使用，必须有实质性生产、销售、许诺销售等行为，该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消费者在特定场所接触到该商标的产品。许诺销售中的难点在于，仅有广告宣传（包括新闻或新闻性软广告），但并未有产品在大陆流通、存在，是否应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对于此问题，如在广告宣传后合理时间内其产品在大陆市场出现，可以认定为该商标在广告宣传中为商标性使用。
（3）上述表述并非全部否认我国不保护国外、境外的商标使用，最高法以判例明确了在特定条件下保护境外商标性使用的例外。
（四）关于显著性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关系
我们认为，只有显著性极强的文字，才具有区分的功能，才有可能被认定知名商品特有名称。该显著性包括文字自身的显著性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显著性，通常以前者为多见。反观荣华月饼案，“荣华”源自成语“荣华富贵”，其自身的显著性很弱，市场具有大量以“荣华”为商标、字号的不同类产品，不具备成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资质。
（五）关于知名产品特有名称的地域范围
知名产品特有名称具有极强的地域范围，不同于商标在全国范围内的唯一性。知名产品特有名称不能将权力扩展至其产品占有率少甚至没有市场占有率的区域。但注册商标专用权不同，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既定市场及空白市场均具有专用权，侵权人不能以商标权人在侵权行为地的省、市、县没有商标使用、商标产品销售为由予以抗辩。
（六）非法行为不能以“对市场知名度贡献大”为由合法化
未注册商标、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是否可以“对市场知名度贡献大”为由，对抗注册商标，可参考老干妈案例，法院最终并未保护市场强势者。
此问题实质是，保护合法权益，是以合法为依据还是以市场强势为依据。即违法行为是否在较大程度市场正面宣传、扩张的日积月累，成为合法权力。
（七）在商标转让前成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不能对抗商标专用权
商标的转让，在合法、善意前提下，受让人继承了该商标的全部权利，当然包括转让前、注册后的全部权利。不能以转让前即持续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原商标权人（转让人）未予以制止或默示为由，对抗后续受让人。当然在注册前即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可能成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