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制度的完善

王胜宇


　　一、要约收购体系的明确
　　《管理办法》对要约收购的概念与体系的处理颇有混淆之处，并只有笼统的要约收购的规定，而没有对强制要约收购与自愿要约收购、全部要约收购与部分要约收购作出明确的界定。
　　1.完善自愿要约收购制度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指投资者在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法律规定的比例(一般为法定控制权比例)时，就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购买其手中持有的股份，除非依法定机关豁免。目前，设立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等西欧国家，对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持肯定态度的主要理由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其一，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者为了节省收购成本，常常只与大股东私下协商，以较高的溢价购买其手中的股份而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对小股东采取漠视的态度或对小股东支付较低的价格。这样，小股东要么丧失了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股份溢价的机会，要么就会因价格歧视而受到损害，这都有违股东平等原则。其二，在收购者被迫发出强制收购要约时，其持股比例一般都已经达到了法定控制权的比例，既然此时公司的控制权已经转移，控制股东就有可能利用控制地位对小股东进行剥夺，最常见的就是“挤出合并”，那么股东就应当被给予一种选择权，即继续留在公司——用手投票，还是退出公司——用脚投票。此时收购者就应当对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以保障股东的权利。
　　而自愿要约收购则更多地体现了投资者的自由意志与证券市场的效率。其一，在收购要约发出方面，自愿收购的收购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愿选择时机发出收购要约。其二，自愿收购既可以是部分收购，也可以是全部收购，而不必像强制收购要约那样必须是全部收购。其三，在收购的价格方面，自愿收购的价格完全由投资者白行决定。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自愿收购都采用自由定价主义，允许投资者自愿选择收购的价格以及价格支付方式。其四，在自愿收购要约中，收购人可以对要约附有条件。自愿要约收购中收购人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但与强制要约收购一样要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对要约收购的总体性规定，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面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措施以及制定收购价格的最高价原则与平等原则等。而且自愿要约收购一旦达到强制要约收购触发点就必须依法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管理办法》仅在第二十四条曲折承认了自愿要约收购。因而有必要明确界定自愿要约收购，使收购人在未触发强制要约收购的范围内拥有较大的自由进行要约收购。理论上讲，要约收购主要特点就是公布收购意图、公开不定向收购股份，因此收购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收购要约，而且只要其公开收购意图，就没有必要恪守《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条例》中5%的爬坡条款，投资者在投资比例很小，甚至完全不持有股份的情况下，也可以一步直达30%的强制收购要约比例发出全面收购要约。英国的《城市法典》(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就规定投资者在10日内披露的前提下，允许一次扫盘直达全部要约收购的比例。美国《威廉姆斯法案》也有类似规定。
　　2.完善部分要约收购制度 全面要约收购是指以取得目标公司100%股份为目的要约收购，在要约中通常规定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最低数额或比例，以确保要约人在收购结束后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部分要约收购是以取得目标公司部分控制权为目的的要约收购，在要约中除通常规定的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最低数额或比例外，还规定取得股份的最高数额或比例。部分要约收购与全面要约收购的区别在于其一，部分要约收购中“部分”(收购者购买的股份额少于100%)的含义是指要约人从要约之始即意欲部分收购，而不是指针对收购最终购买到的股额是否少于10096。可见“部分”与“全部”的区别在收购者(要约人)的意图与要约表达。其二，部分要约也有可能是向全体股东发出要约。因此部分要约收购中的“部分”是指股份额，而不是指受要约人数。其三，部分要约收购以取得控制权为目的，而全部要约收购的目的(或大多数结果)是公司的兼并而非控制(因为我国现行《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其四，部分要约收购皆为自愿要约收购。而全面要约收购则有自愿要约收购，也有强制要约收购。综合上述自愿要约收购的特点，要约收购的基本形态只有三种：强制全部要约收购，自愿全部要约收购，自愿部分要约收购。而前面强调了自愿全部要约收购的可行性，在此分析一下自愿部分要约收购制度，即部分要约收购制度。《管理办法》二十四条就是对部分要约收购的承认。部分要约收购对我国证券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可以降低控制公司的收购成本；收购者可以通过控制权实现对目标公司资源的充分利用与管理层的变更；部分要约收购有利于打破证券市场地域与产业分割的局面，并充分体现要约收购的公开有序的宗旨。但修订《管理办法》对其规范化时应注意：1)设定比强制要约收购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对大量持股的披露和部分要约收购的报告与公开要充分化。2)强化部分要约过程的规定。比如，对要约的变更与撤回的严格规制；对要约接受期的合理的规制；赋予受要约人承诺撤回权等。3)实行绝对按比例收购和最好价格制度。4)注重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特别保护，赋予大股东以注意与诚实义务，对大股东转让股份进行适当限制；赋予董事注意义务与善管义务：赋予和加强小股东的召集权、提案权和诉权。

　　二、反收购策略的规制
　　《管理办法》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未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策略作出规制。《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赋予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采取反收购策略的权力。但第二款规定，收购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除可以继续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或股东大会已做出的决议外，不得“提议”诸如发行股份、回购上市公司股份、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此条颇多悖论，使反收购策略是否存在及其决定者为谁等问题都变得模糊。考究立法者的意图，《管理办法》实际上认为反收购策略是存在的，而且其决定权应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则有不作为义务或作为而不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义务。
　　我国立法应当明确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属于股东大会。考察各国在反收购策略决定权上的做法，主要有股东大会决定模式与董事会决定模式两种。股东大会决定模式指对反收购行为的决定及相关措施的采用须经股东大会讨论，以投票权多数表决通过；公司的经理层只能根据股东大会的决定行事，既不得自行采取法律措施抵御收购要约，也不能采用其他事实措施阻碍收购要约。英国的《城市法典》与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收购守则》，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董事会决定模式是指董事会可以不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是否采取反收购策略。美国《威廉姆斯法案》是该模式的典型。衡量两种模式，虽然董事会决定模式在商业判断原则等制度协同下亦有不少优点，但股东大会决定模式是更适当的选择：其一，要约收购是收购者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交易行为，反收购的利弊得失事关股东之利益，故而应由股东大会来决定。其二，我国股份公司出现的历史较短，其操作缺乏规范性，投资者不够成熟、权利意识不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而与此同时，大股东与董事会控制公司、滥用权力、侵害中小股东的情况却颇为普遍，而且董事会等经营者还会考虑个人职位、利益而轻易采取反收购措施，因而将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交给董事会的风险更大。其三，加入WTO后，为适应国际竞争，我国目前发展证券市场的取向应当是鼓励收购，而不是限制收购。而且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并购后控股程度越高的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化程度越大，治理效果越显著”，因而鼓励并购，适当变更高管人员具有积极意义。出于效率考虑，规范并审慎对待反收购策略，决定权在股东大会是合适的。而在股东大会休会期间是选择召开临时大会决定反收购事宜，还是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该权力，有待进一步探讨。
　　西方经历了多次并购浪潮，形成了不少反收购策略，它们可以归纳为要约收购前的反收购策略和要约收购后的反收购策略。其中要约收购前的反收购策略包括了董事轮换制、绝对多数条款、双重资本重组、“毒丸”计划等；而收购要约后的反收购策略包括了特定目标的股票回购、诉诸法律、资产收购和资产剥离、邀请“白衣骑士”、“帕克门”战略等。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环境中，收购要约公告前的反收购策略的实施均有不少疑难之处，而收购要约后的特定目标的股票回购、邀请“白衣骑士”两种方式具有较大的操作可行性。此外，针对收购者违反反垄断法等行为提起诉讼作为反收购的一种策略应当引起立法者足够的重视。我国正在制定《反垄断法》，草案已经出台，其中针对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规制应当明确，并与《管理办法》、《证券法》等协调一致。

　　三、股东权益的保护
　　各国要约收购立法在具体设计上颇多差异，这与其立法宗旨与理念紧密相联。要约收购到底应当以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为目的还是应以收购的效率为宗旨，颇费踌躇。对要约收购规制较为成功的英国《城市法典》与美国《威廉姆斯法案》就体现出这种区别。英国《城市法典》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为基点，对要约收购进行实质管理，限制部分要约收购和目标公司董事会采取反收购策略；而美国《威廉姆斯法案》强调立法中立，侧重于要约收购信息披露的规范，而对部分要约收购和目标董事会的反收购策略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以体现效率。而我国的状况与英国颇有相似之处，而且由于证券市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更有必要强调实质管理。笔者认为，应当借鉴英国《城市法典》的做法，构筑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
　　1.对收购人的法律规制
　　(1)对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 要注意两点：其一，收购人对持股信息与要约信息的披露要及时、充分。除详细介绍收购人背景及持股情况外，收购人信息披露的核心还应突出三方面：一是公布收购人的财务资料。二是收购人的资金来源。三是收购的后续计划。其二，要约限定要科学。一是对要约最短期限与最长期限的设定，既给目标公司股东充裕的时间考虑，又照顾了效率。二是如果收购人有意变更要约内容，那么这种变更不仅要及时披露报告，而且应该是朝着有利于目标公司股东方向的。《管理办法》仅规定了程序义务，未规定实体义务，有待完善。三是一般禁止要约的撤回，而赋予目标公司股东要约承诺的撤回权。
　　(2)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特殊保护在对中小股东 利益的特殊保护方面，应当注意四点：其一、全体持有人规则，即收购要约应当向目标公司某类股份的全体持有人发出。其二、比例接纳原则，即当目标公司股东承诺出卖给收购人的股份超过了后者所预定收购的股份时，则不论股东承诺的时间先后，收购人都必须按照相同比例从每个承诺出卖的股东处购买。其三、平等价格原则，即在收购期满前，收购人对任何一个股东提高要约价格，那么提高后的价格对所有股东有效，并且在支付条件上也应给所有股东平等待遇。其四、强制收购剩余股票制度。当收购要约期满，收购人持有的股份达到绝对优势比例时，目标公司的其余股东有权利以同等条件将股份出售给收购人，收购人必须接纳。这实际涉及到对要约收购后续行为的规制。首先在对收购失败的后续行为的规制上，依英国《城市法典》的规定，如系全面收购，一旦要约期满，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不足50%，即为收购失败。除非发出新的要约，该收购人以后每年购买目标公司股份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且在一定期限内(如6个月)不得发出新的收购要约。而《管理办法》对此未作规定，有待完善。其次在对收购成功的后续行为的规制上，《管理办法》未作规定，而《证券法》则界定了75%与90%两个档次。结合收购成功的50%的档次标准，应当明确三个档次的规定。当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50%-75%股票时，仅为收购人绝对控股，不存在公司退市和强制出售，其股票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不受任何限制，但据《证券法》关于收购人在六个月内不得买卖该股票的规定，当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75%-90%股份时，可以退市或可借鉴国外通行的做法，由证交所安排其超过75g6部分陆续出售，以维持该公司上市资格，切实保障其余股东的利益。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90%以上股份时，其余股东可向收购人强制出售所持股票。收购人若完成全面收购，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份，则该公司成为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不再符合上市资格，应予下市。如收购人撤销该公司，则依《证券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属于公司合并，被撤销公司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2.对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规制
　　(1)强调目标公司管理层的咨询建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以体现和落实其诚信义务。《管理办法》第八、九条作了原则性规定，并在第三十一条到第三十三条作了具体规定，颇为详尽。而且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举措的独立董事制度，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2)强调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归属于股东大会，其具体策略应当依法执行。《管理办法》未作规定，应依本文第叁部分之论述进行完善。
　　(3)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股东诉权。股东代表诉讼既可以在要约收购过程中启动，也可在要约收购后对收购人采用。另外，应当借鉴英美国家集团诉讼的制度，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法律制度，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卫生部 国家计委


卫生部、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大型建设项目中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

卫疾控发[2002]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计委：

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型建设项目中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十分重视，做好这项工作对于预防传染病、地方病的发生和流行，保护人民健康，促进西部开发，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施工区域疫病的流行，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从而影响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进度，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例，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上述情况均系施工区域自然界存在的动物间流行的传染病，即自然疫源性疾病，波及到人间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是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狂犬病、布氏菌病、炭疽、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等。我国每年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病数约占全国传染病发病总数的5－10%，但其死亡率占传染病总死亡率的30－40%。此外，由于施工区域人口密集，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较差，还易发生肠道、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施工地区的水和土壤中的某些化学元素的丰度变化也会引起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等地方病的流行。

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对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地区开展大型建设项目的卫生防病问题及法律责任有明确规定。但据了解，仍有相当一部分大型建设项目开工前，没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卫生学调查，施工期间卫生防疫措施不落实，给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埋下了隐患。有的施工和管理部门在经费管理中，卫生防病经费支出项目不明确，卫生防病经费落实不到位。目前，国家和地方投资的大型建设项目很多，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中，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铁路、公路和机场的建设等，施工区域基本都通过或就在传染病自然疫源地区内，加强大型建设项目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已刻不容缓。为此，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建设施工单位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认真做好卫生防病宣传教育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大型建设项目中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落实各项卫生防病措施。有关部门要在施工地区积极开展自然疫源性疾病等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增强施工人员自我保健意识，提高医务人员诊治水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施工区域疾病预防与控制的论证，提出疾病预防控制的有效措施，建立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机制。各建设部门和主要建设工程单位在其规划、设计和施工前，要根据卫生学调查结果和区域疾病流行特点，提出和落实工程中疾病预防控制的计划、方案和措施，积极开展卫生防病工作。

二、依法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各地要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要求建设单位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的地区兴办的大型建设项目开工前，必须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申请对施工环境进行卫生学调查与评价，并根据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方可办理开工手续；卫生防疫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及时到现场调查，并提出该地区自然环境中可能存在的传染病病种及其预防措施的意见和结论。要认真做好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对建设项目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卫生部统一协调落实。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促进卫生防病措施的落实。

三、做好大型建设项目中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经费预算，切实保障经费落实。各地要根据大型建设项目地区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等传染病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建设项目施工前的卫生学调查及施工中疾病控制工作的经费预算，并纳入建设项目工程经费中统一安排，明确开支项目，确保卫生防病经费的落实，切实保障人民健康和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二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