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6号
《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已经2009年9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主席 吴定富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经纪机构的经营行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机构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按约定收取佣金的机构，包括保险经纪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保险经纪机构，应当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遵循自愿、诚实信用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第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因过错给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保险法》和国务院授权，对保险经纪机构履行监管职责。
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在中国保监会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管职责。
第二章 市场准入
第一节 机构设立
第六条 除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外，保险经纪机构应当采取下列组织形式：
（一） 有限责任公司；
（二）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条 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股东、发起人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记录；
（二） 注册资本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本规定的最低限额；
（三） 公司章程符合有关规定；
（四） 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本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五） 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六） 有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固定住所；
（七） 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业务、财务等计算机软硬件设施；
（八）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保险经纪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第九条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能投资企业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成为保险经纪公司的发起人或者股东。
保险公司员工投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应当书面告知所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投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应当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取得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同意。
第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的名称中应当包含“保险经纪”字样，且字号不得与现有的保险中介机构相同，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除外。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保险经纪公司，全体股东、全体发起人应当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向中国保监会办理申请事宜。
第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的分支机构包括分公司、营业部。保险经纪公司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内控制度健全；
（二）注册资本达到本规定的要求；
（三）现有机构运转正常，且申请前1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
（四）拟任主要负责人符合本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五）拟设分支机构具备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其它设施。
第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以本规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设立的，可以申请设立3家分支机构；此后，每申请增设一家分支机构，应当至少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0万元；其中，在住所地以外每一省、自治区、直辖市首次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至少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申请设立分支机构，保险经纪公司注册资本已达到前款规定增资后额度的，可以不再增加注册资本。
保险经纪公司注册资本达到人民币2000万元的，设立分支机构可以不再增加注册资本。
第十四条 中国保监会收到保险经纪机构设立申请后，可以对申请人进行风险提示，就申请设立事宜进行谈话，询问、了解拟设机构的市场发展战略、业务发展计划、内控制度建设、人员结构等有关事项。
中国保监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现场验收。
第十五条 中国保监会依法批准设立保险经纪机构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许可证。
申请人收到许可证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保险经纪机构自取得许可证之日起90日内，无正当理由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的，其许可证自动失效。
第十六条 依法设立的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十七条 保险经纪公司分立、合并或者变更组织形式的，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事项发生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一）变更名称或者分支机构名称；
（二）变更住所或者分支机构营业场所；
（三）发起人、主要股东变更姓名或者名称；
（四）变更主要股东；
（五）变更注册资本；
（六）股权结构重大变更；
（七）修改公司章程；
（八）撤销分支机构。
第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变更事项涉及许可证记载内容的，应当交回原许可证，领取新许可证，并按照《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第二十条 保险经纪公司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中国保监会申请延续。
保险经纪公司申请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中国保监会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对保险经纪公司前3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和综合评价，并作出是否批准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决定。决定不予延续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保险经纪公司应当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缴回原证；准予延续有效期的，应当领取新许可证。
第二节 任职资格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下列人员：
（一）保险经纪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具有相同职权的管理人员；
（二）保险经纪公司分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十二条 保险经纪机构拟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报经中国保监会核准：
（一）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二）持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证书；
（三）从事经济工作2年以上；
（四）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管理能力，熟悉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的相关规定；
（五）诚实守信，品行良好。
从事金融工作10年以上，可以不受前款第（一）项的限制；担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5年以上或者企业管理职务10年以上，可以不受前款第（二）项的限制。
第二十三条 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保险经纪机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一）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许可证的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中介机构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并对被吊销许可证负有个人责任或者直接领导责任的，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未逾3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金融监管机构取消任职资格的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自被取消任职资格之日起未逾5年；
（三）被金融监管机构决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进入金融行业的，期限未满；
（四）受金融监管机构警告或者罚款未逾2年；
（五）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或者金融监管机构调查；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非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保险经纪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机构中兼任职务。
第二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申请的，应当如实填写申请表、提交相关材料。
中国保监会可以对保险经纪机构拟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察或者谈话。
第二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保险经纪机构内部调任、兼任同级或者下级职务，无须重新核准任职资格。
保险经纪机构决定免除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或者同意其辞职的，其任职资格自决定作出之日起自动失效。
保险经纪机构任免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二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起诉的，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其被起诉之日起5日内和结案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二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在特殊情况下任命临时负责人的，应当自任命决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书面报告中国保监会。临时负责人任职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第三章 经营规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将许可证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显著位置。
第三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可以经营下列保险经纪业务：
（一）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公司以及办理投保手续；
（二）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索赔；
（三）再保险经纪业务；
（四）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者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三十一条 保险经纪机构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保险经纪活动。
第三十二条 保险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条件，持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证书。
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从业人员是指保险经纪机构中，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拟订投保方案、办理投保手续、协助索赔的人员，或者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从事再保险经纪等业务的人员。
第三十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对本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保险法律和业务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
保险经纪从业人员上岗前接受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80小时，上岗后每人每年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36小时，其中接受法律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12小时。
第三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建立专门账簿，记载保险经纪业务收支情况。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开立独立的客户资金专用账户。下列款项只能存放于客户资金专用账户：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支付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
（二）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代领的退保金、保险金。
第三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建立完整规范的业务档案，业务档案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通过本机构签订保单的主要情况，包括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或者姓名，产品名称，保险金额，保险费，缴费方式等；
（二）佣金金额和收取情况；
（三）保险费交付保险公司的情况，保险金或者退保金的代领以及交付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情况；
（四）其他重要业务信息。
保险经纪机构的记录应当真实、完整。
第三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从事保险经纪业务，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他事项。委托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按照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收取佣金。
第三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应当制作规范的客户告知书。客户告知书至少应当包括保险经纪机构的名称、营业场所、业务范围、联系方式等基本事项。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经纪业务相关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存在关联关系的，应当在客户告知书中说明。
保险经纪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应当向客户出示客户告知书，并按客户要求说明佣金的收取方式和比例。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向客户说明保险产品的承保公司,应当对推荐的同类产品进行全面、公平的分析。
第三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向投保人明确提示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或者除外责任、退保及其他费用扣除、现金价值、犹豫期等条款。
第三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办理工商登记之日起20日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或者缴存保证金。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自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或者缴存保证金之日起10日内，将职业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或者保证金存款协议复印件、保证金入账原始凭证复印件报送中国保监会。
第四十条 保险经纪公司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应当确保该保险持续有效。
保险经纪公司投保的职业责任保险对一次事故的赔偿限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一年期保单的累积赔偿限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不得低于保险经纪机构上年营业收入的2倍。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达到人民币5000万元的，可以不再增加职业责任保险的赔偿额度。
第四十一条 保险经纪公司缴存保证金的，应当按注册资本的5％缴存，保险经纪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相应增加保证金数额；保险经纪公司保证金缴存额达到人民币100万元的，可以不再增加保证金。
保险经纪公司的保证金应当以银行存款形式或者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其他形式缴存。
保证金以银行存款形式缴存的，应当专户存储到商业银行。保证金存款协议中应当约定：“未经中国保监会书面批准，保险经纪公司不得擅自动用或者处置保证金。银行未尽审查义务的，应当在被动用保证金额度内对保险经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不得动用保证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注册资本减少；
（二）许可证被注销；
（三）投保符合条件的职业责任保险；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 禁止行为
第四十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伪造、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本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范围。
第四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从事保险经纪业务不得超出承保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从事保险经纪业务涉及异地共保、异地承保和统括保单，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经纪业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的行为：
（一）隐瞒或者虚构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二）误导性销售；
（三）伪造、擅自变更保险合同，销售假保险单证，或者为保险合同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四）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五）未取得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超出受托范围，擅自订立或者变更保险合同；
（六）虚构保险经纪业务或者编造退保，套取佣金；
（七）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
（八）其他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经纪业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行政权力、股东优势地位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或者限制其他保险中介机构正当的经营活动；
（二）挪用、截留、侵占保险费、退保金或者保险金；
（三）给予或者承诺给予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四）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或者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五）泄露在经营过程中知悉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四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以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不得以虚假广告、虚假宣传或者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保险市场秩序。
第四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或者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发生保险经纪业务往来。
第五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不得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保险产品作为招聘业务人员的条件，不得承诺不合理的高额回报，不得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作为从业人员计酬的主要依据。
第四章 市场退出
第五十一条 保险经纪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不予延续许可证有效期：
（一）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没有申请延续；
（二）不再符合本规定除第七条第一项以外关于公司设立的条件；
（三）内部管理混乱，无法正常经营；
（四）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未得到有效整改；
（五）未按规定缴纳监管费。
第五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因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中国保监会依法不予延续有效期，或者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吊销的，应当依法组织清算或者对保险经纪业务进行结算，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清算报告或者结算报告。
第五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因分立、合并需要解散，或者根据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的，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解散。
第五十四条 保险经纪公司申请解散的，应当自解散决议做出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两份：
（一）解散申请书；
（二）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的解散决议；
（三）清算组织及其负责人和清算方案；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清算结束后，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清算报告。
第五十五条 保险经纪公司解散，在清算中发现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依法提出破产申请，其财产清算与债权债务处理，按照法定破产程序进行。
第五十六条 保险经纪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责令关闭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依照法定程序组织清算，并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清算报告。
第五十七条 保险经纪公司因下列情形之一退出市场的，中国保监会依法注销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一）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中国保监会依法不予延续；
（二）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吊销；
（三）保险经纪公司解散、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责令关闭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被注销许可证的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及时交回许可证原件。
第五十八条 保险经纪公司分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依法注销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一）所属保险经纪公司许可证被依法注销；
（二）被所属保险经纪公司撤销；
（三）被依法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
（四）许可证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吊销；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注销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被注销许可证的分支机构应当及时交回许可证原件。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依照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报表、报告、文件和资料，并根据中国保监会要求提交相关的电子文本。
保险经纪机构报送的报表、报告和资料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人签字，并加盖机构印章。
第六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妥善保管业务档案、会计账簿、业务台账以及佣金收入的原始凭证等有关资料，保管期限自保险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保险期间在1年以下的不得少于5年，保险期间超过1年的不得少于10年。
第六十一条 保险经纪公司应当按规定将监管费交付到中国保监会指定账户。
第六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利润等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向中国保监会报送相关审计报告。
中国保监会根据需要，可以要求保险经纪公司提交专项外部审计报告。
第六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保险经纪机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其就经营活动中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六十四条 中国保监会依法对保险经纪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一）机构设立、变更是否依法获得批准或者履行报告义务；
（二）资本金是否真实、足额；
（三）保证金提取和动用是否符合规定；
（四）职业责任保险是否符合规定；
（五）业务经营是否合法；
（六）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七）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的报告、报表及资料是否及时、完整和真实；
（八）内控制度是否完善，执行是否有效；
（九）任用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符合规定；
（十）是否有效履行从业人员管理职责；
（十一）对外公告是否及时、真实；
（十二）计算机配置状况和信息系统运行状况是否良好。
第六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因下列原因接受中国保监会调查的，在被调查期间中国保监会有权责令其停止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一）涉嫌严重违反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及本规定；
（二）经营活动存在重大风险；
（三）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第六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配合中国保监会的现场检查工作，不得拒绝、妨碍中国保监会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一）按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不得拖延、转移或者藏匿；
（二）相关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及从业人员应当按要求到场说明情况、回答问题。
第六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可以将其列为重点检查对象：
（一）业务或者财务出现异动；
（二）不按时提交报告、报表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
（三）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受到中国保监会行政处罚；
（四）中国保监会认为需要重点检查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八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在现场检查中，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委托上述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协议。
中国保监会应当将委托事项告知被检查的保险经纪机构。
第六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认为检查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的，可以向中国保监会举报或者投诉。
保险经纪机构有权对中国保监会的行政处理措施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保险经纪公司或者未取得许可证，非法从事保险经纪业务的，由中国保监会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一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设立保险经纪机构或者申请其他行政许可的，中国保监会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二条 被许可人通过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设立保险经纪机构或者取得中国保监会行政许可的，由中国保监会依法予以撤销，对被许可人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第七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变更组织形式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四条 保险经纪公司未经批准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发生第十八条所列事项未按规定报告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从业资格的人员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许可证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七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缴存保证金或者未经批准动用保证金；
（二）未按规定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或者未保持职业责任保险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三）未按规定设立专门账簿记载业务收支情况。
第七十八条 保险经纪机构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业务活动的，或者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或者保险中介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生保险经纪业务往来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
第七十九条 保险经纪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七条，未按规定制作、出示客户告知书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有本规定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一条 保险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保险经纪业务过程中，索取、收受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合同约定之外的酬金、其他财物的，或者利用执行保险经纪业务之便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二条 保险经纪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四十八条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三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违反本规定第五十条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四条 保险经纪机构未按本规定报送或者保管有关报告、报表、文件或者资料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提供有关信息、资料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五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许可证；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一）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或者资料；
（二）拒绝、妨碍依法监督检查。
第八十六条 保险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对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缴纳监管费；
（二）未按规定在住所或者营业场所放置许可证；
（三）未按规定办理许可证变更登记或者未按期申请延续许可证有效期；
（四）未按规定交回许可证；
（五）未按规定进行公告；
（六）未按规定管理业务档案；
（七）未按规定使用独立的客户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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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
在整个民法法系的历史中，民法典诞生的深远意义是无以伦比的。民法典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整个民法法系都因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人Charles
Sherman说：“就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典编纂来说，现代立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查士丁尼庞大的罗马法机关的翻版，前者只不过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披上了现代语言的外衣。”①这一说法似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却是切中要害的。无论是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还是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和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无不是沿袭罗马法而缘起、生成和发展的。因此，我国学者认为，实现民法法典化离不开罗马法所明示的历史轨迹，需要大兴罗马法传播研究之风，充分利用罗马法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我们承认，制定中国民法典必须继受罗马法传统，已成为法学界不争之事实。但不容忽视的是：“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②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中国古代法和罗马法之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其根本就在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③因为法律受到地理环境、历史、政治、道德、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法律的继受并不像进口物品那样简单，外来的法律文化不可能轻易地取代传统法律文化的地位。”④从日本继受西方法后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法律文化并没有简单地随着西化的近代法体制的建立而立即消亡，反而依然顽强地滞留于人们的意识深处，并在某些领域决定着人们对待法律问题的态度。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和法律制度像语言和艺术一样都是各民族自身文化的体现，它是由内部力量推动，并非由立法者专断的意志来推动的。⑤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同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它包含着其他社会所不具有的一些规范和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于其习惯之中，所以习惯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⑥因此，法国民法典的思想和概念虽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然法思想的产儿，但对于历史连续性价值的关注却在法典的实际草拟中占有了优势。⑦而德国民法典在制定时受到强调“民族精神”的历史法学派的影响，是广大市民阶层和普鲁士集权国家的保守势力在德意志帝国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取得妥协的结果。尽管如此，奥托·冯·基尔克还在一篇充满激情的论战文章里抨击法典忽视了德意志民族中许多有生命力的日耳曼源流的法律传统，并且贬斥了传统的、社会和家庭法的及民族习俗的拘束和信托关系。⑧当然，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两部法典在立法技术、法律体系、法典内容等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便是立法者注重法典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然结果。
作为民族文化积淀的习惯在中国古代法律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我国近代的民事立法中，立法者尤为强调传统习惯的重要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清廷决定修律，在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会保沈家本、伍廷芳修订法律的奏折中，已强调了“风土人情”对于制定民法、刑法的重要性。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新任大理院正卿张仁黼上书朝廷，请求组织人员修订法律，认为：“一国之法律，必合乎一国之民情风俗”，“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以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此则编纂法典之要义也。”⑩后来，在草拟大清民律草案的过程中，传统习惯对其内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清末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民事法律内容都为中华民国所继承。中华民国政府在起草民法典前，曾对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泛的民事习惯调查。⑾可见，在我国近代民事立法进程中从来没有忽视传统文化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⑿具体运用到民法典的制定中，就是在继受和借鉴罗马法时，必须注意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否则，“即使制订出了法律，若现实中不存在推行法律的社会基础，现实中法律则只能部分实行、或者完全‘行不通’，即难以实现制约社会生活这一机制。”⒀所以，在研究移植罗马法制定民法典时，如果仅停留在目标的选择上，而不考虑引进效果，则没有任何意义。因而研究如何使被移植的法律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协调，并发挥其功能，达到移植的预期目的更为重要。梁治平先生认为，传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⒁所以，我国风俗民情的诸多特点，也是民法学者应该认真研究的。比如宗族观念、亲属关系等，在中国社会绵延千年，影响至深，这些属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仍在影响、侵蚀和干扰着民事法律的执行。罗马法的基本原则，要在中国大地生根，必须和中国的风俗民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如有学者指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制定现代民法时，重视吸收传统习惯中的一些合理元素也是必要的。因为民法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准则，而传统习惯中含有许多为民众世代相传的生活准则，这些准则具有稳定性和深入性的特点，吸入民法之中，有利于民法深入人心，为大众所接受掌握。⒂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当前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把握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人类法律文化的一支，是世界法律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不可多得的瑰宝。它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凝结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实践、善于探索的胆识与智慧……它留给我们的既有千斤重负，又有万两黄金。对于历史包袱，我们应当予以科学清算，以便轻装上阵；对于宝贵的实践经验，应当借鉴、吸取和发扬，以促进当今中国的法律文化建设。”⒃
二、民法法典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反思
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但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此乃法学界一桩悬案。有学者从《尚书·孔传》有文：“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出发，认为中国古代有民法。但无疑这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法。民法作为表征基本部门法的概念，却非我国法律文化所固有。在中国数千年古代文明中，整个社会体系排斥着民法精神，滞碍着民法的萌生和发展，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中，民法文化显得非常落后和贫弱。在此历史氛围下，传统文化将以其固有的社会传递规律和顽强的惰性印刻在中国现代法制实践的各个环节和层面，阻碍立法的创新与改革，干扰法律的操作与适用，影响法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化效果，破坏法律的应然秩序与期待价值。传统文化的这一负面效应在新中国四十多年的民法实践中已多有呈示，在现实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仍不能彻底根除。因此，在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中劣性因素的存在，充分估计其消极影响，从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中探寻传统民法文化空缺或扭曲的根源。但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恢宏命题，非本文所能透彻把握，现就一管之见，得出如下认识：
1.长期保守的自然经济抑制了民法的发展
民法传统肇始于罗马法。在古代法中，罗马法体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因而成为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1804年法国民法典适应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则是根据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迈向垄断时期的商品经济需要制定的；而与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相伴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生。纵观历史上代表不同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法典，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尽管它们各自所反映的经济基础、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各不相同，但莫不与商品经济结伴而行，无疑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即一块天然的奠基石。
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可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因而自古以来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耕经济的主导地位。对于广大百姓来说，土地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耕作收获是衣食的来源。如果农业凋蔽，百姓涂炭，无以为生，将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倾覆。从所谓稳定社会、安定国家的角度出发，封建统治者须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从而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受到极大的压抑，国家法律制度对商人“重税赋以困辱之”。在这种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体制下，必然导致旧中国社会中商业法律关系的相对简单化，商品经济的近乎虚无化和小农经济思想的顽固化。与此相关的民事立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土壤条件。
2.封建专制枷锁束缚了民法精神中权利意识的产生和传播
民法在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的重要内容就是规制和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利。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建立并运转起来的，它规定了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方式，民事权利的种类，权利保护的方式，权利保护的时间限制等内容，完全是一个以权利为中心的体系。在西文中，“法”和“权利”源出一字，因而西方法产生伊始，就被视为确定权利的标志和权利的有效保障，恰似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契约”，因此获得一体遵循的效力。⒄中国古代法以刑为本，只是些禁止、命令的强制性规范。可见，中国古代之法，根本与权利无缘。而且，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中世纪的国王，强大到足以宣称“朕即国家”。这种法，只能是帝王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强暴手段。传统中国正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早在青铜时代，这种情况就有了相当的发展，秦、汉以后更是有增无减，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日趋加强，家国一体，融家于国以及用家族本位吞并个人本位的情形和观念可谓举世罕见。这种社会情形势必形成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也必然造成这种价值观的无限扩散，以致渗透到包括纯私人事务在内的一切领域。为此，以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的国法只可能是废私的公法。⒅另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还受制于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尚“公”崇“义”思想的影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⒆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⒇这可以说是我国“贵义贱利”价值观的典型代表。“贵义贱利”的价值观，不仅把义利对立起来，肯定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孔孟之道如此对待“利”，从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鄙视从商谋利的思想根源，形成传统的重礼轻法的观念。可见，中国的传统认识与传统社会结构，既没有提供权利的观念基础，也没有提供权利的制度基础。可以说，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已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虽历经割据，但专制主义特征不改。与之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力对私人权利、对人的欲望、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限制，同时也助长了社会对法学的厌恶之风，“四海之内必有不屑以吏为师者”（沈家本语），于是，法理学也就不可能有极深研究。以此为前提，民法典的编纂自无可能，权利的法律保护当无从谈起。
3.乡土社会的浓郁气息排斥了民法存在并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即乡土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在乡土社会中，生活上被土地所囿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非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吾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只有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产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1)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是个经济与人际关系“停滞”的社会，从夏到清，悠悠数千年，虽然数十朝之更迭，但从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和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中，真是很难找出明显演化或社会大动荡、大跃进的痕迹。因此，对古代中国人来说，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古代中国人眼中，“讼”特别是打官司即为不光彩的同义语。古人在说到诉讼行为的参加者时，常常要加上明显含有贬义的前缀或后缀词，以示鄙弃。如“滋讼”、“兴讼”、“聚讼”、“讼棍”等等便是。(22)在司法方面，官府对参与解决民事纠纷态度冷漠，中国的“非讼”、“无讼”的对象主要是民事诉讼而非刑事诉讼。(23)这样，带有较广泛民族性的漠视民事法律关系的态度，怎么会不影响到民法这一权利法、人法的弘扬光大呢？
4.宗法制的家庭本位抹杀了作为民事主体之个人的合理存在
中国早期国家既不是生产工具改进、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也不是同一社会内两大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由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扩大所演变来的。其结果，既不是氏族组织先从内部瓦解，也不是国家这样一种新型组织取氏族而代之，而是出现了一种氏族与国家的混合体，一种既新且旧、虽旧而新的奇特的国家制度。(24)在这早熟的制度中，以国家和氏族为其本位，而国家和家庭是同构的，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放大。(25)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主要强调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群体是目标，是最高的存在。重视群体价值而忽视、贬低个人价值，必然以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从而消解了个人价值。(26)尽管古代中国的礼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区分人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亲疏的等级是礼的内在精神，所以君、父、夫的权力以义务为前提条件，且天经地义，必然如此。正如汉儒董仲舒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命者，其尊皆天地，虽谓受命于天亦可。”(27)在这里，作为自在本体的“天”才是一切权利的主体，君、父、夫的权力皆是为了履行天命的义务，君父的权力是以服从天命的义务为前提的。如果他们不履行“天”所规定的义务，作为权利主体的天命将剥夺君、父、夫的权力。(28)故董仲舒又强调：“故其（指君主）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29)从上可知，在古代中国连平等权利主体这个前提都不存在，又怎么会产生保障权利的民法呢？所以，在宗法统治下的中国，个人权利很难成为法律终极关怀的对象。而且，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也从地域和人际网络上束缚了民法的发展。加之由宗法制度衍生出的礼的包容性调节作用和最初的法律规范往往民刑不分之事实，使得萌芽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在最初阶段便被淹没在宗法制度下的礼与刑之中，失去了它独立发展的机会与可能。(30)
当然，导致中国古代法不发达的原因很多，譬如法律之陈陈相因、保守、孤立和自我封闭；强大的皇权效应无从控制的自我膨胀；无所不在的习惯法的顽强生命力；儒家文化主流影响下的传统法律思想的反叛者极少等，均是造就身份不平等，充满了权利差别的中国古代法的缘由。而以上四个方面恐更占主导地位。
三、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民法法典化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赖以存续的社会母体从深层扼制了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否定了以自由、平等、私权、效益为内核的市民社会价值法则，使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相沿数千年难有进展，从而中国民法的法典化、现代化不能寄望于固有法传统。但是，亦不能因此而全盘抛弃传统文化。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31)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仅就民法法典化来看，可例举四点：
1.中国民法典在伸张个人权利保护的同时，应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即‘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32)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这种集体本位虽经历了神本位——家本位——国本位——国、家本位——国、社会本位的不断演化，(33)但其共同指向都是要求一切社会规范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来维护某种社会团体的利益与秩序，或者说，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设计个人的权利。抛开这一价值本位的阶级属性和宗法特点不谈，应该承认，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现代民法发展的趋向——从近代民法的纯个人本位走向个人与社会双重本位。对现代民法的这一发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由近代民法抽象的人格演变为现代民法的具体的人格。即现代民法在维持关于抽象的人格规定的同时，又从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体的人格。通过对以具体人格为标志的特殊主体的保护，实现民法的实质性正义，维护社会利益。二是从财产权保护的绝对化归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即确认财产所有权具有社会性，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设置公法规则措施，要求权利行使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三是由私法自治走向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限制。其表现包括公法上对交易的规制，即所谓“私法的公法化”，在民法上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契约自由加以约束，以及由法律直接规定某些契约条款无效等。四是由自己责任发展为社会责任。即虽在违约责任及一般侵权责任中仍然坚持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原则，但对于许多特殊侵权行为规定了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此外还导入了与民事责任无关的损害补偿制度。(34)这四个方面既是现代民法基本模式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民法之社会本位倾向的主要表现。
中国民法典既然准备于跨世纪的时代，则不应完全重踏西方近代民法之路，而应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民法的发展合拍同步，“同时担负回归和重建近代民法及超越近代民法和实现民法现代化的双重使命”，(35)在充分伸张个人权利保护之民法精神的同时，弘扬民族文化中集体——社会本位之优秀品质，使个人与社会双重利益在民法中得到衡平与兼顾。其社会本位属性在民法法典化的操作中应注重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宏观上，必须明确确定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在微观上即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中，要具体反映其精神，配置相应的法律规范。例如，在民事主体体系中，要注意对消费者、劳动者等特殊身份的社会群体的保护；在物权中，健全法定优先权制度，对所有权人及他物权人的权利给予必要限制；在合同制度中，加强合同的适度管理和意思自治的必要限制；在知识产权中，协调科学文化技术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在继承法中，建立“特留份”制度，限制遗嘱自由，等等。但须注意，“社会主义国家民法，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忽视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片面强调国家、社会利益，在法律思想上表现为彻底的社会本位。我国有长达数千年的义务本位法制传统，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十分薄弱。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主法制建设上走过一段弯路，尤其是从反右斗争至文革这一段，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已趋于极端的社会本位。有鉴于此，我国制定民法典应突出权利本位，强调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兼顾对社会公益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换言之，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36)
2.中国民法典在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应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化善良风俗。按照私法自治原则，市场经济活动及其他民事活动，应由立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基于正当的重大事由，国家不应加以干涉。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属于国家一般利益及社会一般道德准则，毫无疑问为正当的重大事由。以公序良俗限制私法自治原则的范围，乃是罗马法以来公认之法则。但在法国民法典制定时代，不过是对契约自由原则作例外的限制，其适用范围较窄，而在今日，作为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表现之一，公序良俗已成为支配全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37)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序良俗原则发挥着协调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确立健康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的重要机能。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对此作了规定。
构成公序良俗中的善良风俗，学者谓之为社会国家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之一般道德，(38)或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尊重之起码的伦理要求，它强调法律或社会秩序之起码的“伦理性”，从而应将这种伦理要求补充地予以规范化，禁止逾越。(39)以道德、伦理为其核心的善良风俗，民族文化或传统的积淀，更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法文化源流，对社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施控和调节作用，甚而成为法律规范社会化的原动力。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公序良俗不仅在家庭、亲属等身份关系中有详尽周密的反映，而且被扩展和浓缩于各种社会关系中，成为维护社会秩序、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的伦理化规范。这种伦理化规范经过数千年的沿袭，作为“传统并不只是一般民众的意识，它还是整个民族的意识和无意识，因此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其印证”。(40)所以，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中，贯彻私法之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不可忽视传统伦理的惯性作用，要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伦理化的善良风俗，这将是中国民法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化的基本保证和生命力之所在。
3.中国民法典在追求技术上的完备周密的同时，应注意适度考虑传统文化中的习惯作用。基于中国民族结构的多元性、社会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城乡不同的差异性和成文法的固有局限性，确立社会习惯对民法的补充渊源地位。在人们法律意识日益提高，而法治建设尚不完善以及民事经济纠纷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又层出不穷的今天，“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41)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且依现存之法律条文解释有不能知悉其法意所在时，应适当允许法官慎重采用作为传统文化内容之一的习惯为裁判的依据，故习惯在法律所未规定之事项上有补充之效力。但这里所说的习惯是指社会生活中，普通一般人确信其有拘束力，人人必须遵守，维护共同生活者，即习惯法。(42)在我国民法典中，确立不阻碍民法发展的传统习惯的补充渊源地位甚为重要。其一，它可突破我国法律的封闭体系，使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渗透到法律中去，从而为法律的发展、创新开辟不尽的源泉。其二，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对习惯的选择以及法官在审判中对习惯的适用，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大地增进了民法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43）另一方面，对于民间长期沿用、行之有效的习惯可直接吸收到法律规范之中，实现习惯的法律化、规范化。一个国家的成文法典，其内容或多或少都应包含有由习惯法上升到成文法的转化，这不仅是习惯的运行规律，也是成文法的社会基础使然。中国曾数千年没有专门民法典但民事关系仍不失运行有序，其中形成的习惯法博大精深，值得在制定民法典时加以借鉴、提炼和升华，使之发扬光大。
4.中国民法典在致力于系统化成文法的同时，应注意坚持传统文化中的“混合法”优势。武树臣先生精辟地指出：“就法律文化的宏观样式而论，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法律实践活动，摸索并总结出了独树一帜的法律工作程序——‘混合法’。”“‘混合法’样式概括了中国法律实践活动的总体姿态，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法律实践活动客观规律性的体现。‘混合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骄傲，也是世界法律文化的宝贵财产。200年来，世界法律文化不仅在内容上而且也在形式上出现并持续着新的方向，这就是成文法型的大陆法系与判例型的英国法系的相互靠拢。”因而，“世界法律文化的共同趋势是‘混合法’，这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从单一型走向融合型的必然规律。我们面对世界法律文化发展的大势，回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漫长历程，应当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努力挖掘和总结中国古已有之的宝贵财富，使之发扬光大，为当今法律文化建设事业服务。”(44)
吉林省公路管理条例（2001年）
吉林省人大
吉林省公路管理条例
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5号
《吉林省公路管理条例》经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1年1月1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2001年1月12日
吉林省公路管理条例
(1986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2月19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吉林省公路管理条例〉的决定 》修正 2001年1月12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建设和管理,促进公路事业 和经济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的国家干线公路、省干线公路、 县公路、乡公路(以下分别简称国道、省道、县道、乡道)的规划、建 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公路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采取有力措施,扶持、促进公路建设,鼓励、引导国内外经济组织 依法投资建设、经营公路。
第四条 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受法律、法规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用公路的权利和爱护公路、公路用地 及公路附属设施的义务,有权检举、揭发违反公路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建 设和管理工作,坚持建设改造与养护管理并重,保证公路建设质量,保障 公路畅通。国道、省道由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市、州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县道由市、州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组织 县(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乡道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组织建设和养护。
公安、土地、工商、建设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路建设 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公路建设和管理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公路建设与养护
第七条 公路建设实行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级负责、联合建 设的原则。
国道、省道以及大型公路隧道、桥梁的建设资金由省人民政府和 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筹集,县道建设资金由沿线市、州人民政府 和县(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筹集,乡道建设资金由沿线县(市)人民政府 和乡(镇)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筹集。
第八条 公路建设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政策;其征地 、拆迁、安置工作,由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九条 公路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应当贯彻切实保护耕地、节 约用地的原则,符合依法保护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要 求。拆迁有关设施,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条 因公路建设影响铁路、水利、电力、邮电设施和其他设 施正常使用时,公路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因公路建设 对有关设施造成损坏的,公路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设施原有的技 术标准予以修复,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十一条 公路用地宽度按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下同)外缘 起一至三米划定。设隔离栏网的公路,其公路用地以隔离栏网为界。公 路与城市道路交界处二公里范围内的公路路段,其公路用地以边沟外缘 不少于十米划定,无边沟的公路,其公路用地以公路路缘石(无路缘石按 边缘线)外不少于十五米划定。
第十二条 公路建筑控制区的最小宽度,低于二级标准的公路,按 公路两侧用地边缘起,国道二十米、省道十五米、县道十二米、乡道八 米划定;二级以上公路和公路与城市、集镇道路交界处二公里范围内的 公路路段,按公路两侧用地边缘起五十米划定。
第十三条 在公路沿线新建集镇的规划和建设,必须选在公路一侧 ,集镇的边缘与公路用地外缘的最短距离为:二级以上公路一百米;低于 二级标准的国道、省道八十米,县道五十米,乡道十五米。
夹公路形成的集镇,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管理,确保公路畅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责监督管 理公路建设市场,确保工程质量和合理工期,控制工程造价,提高投资效 益。
从事公路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试验检 测及咨询等活动的单位,应当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实行招标投标制度。依法不宜 公开招标的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经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 采取议标、邀标方式发包。
第十六条 承揽公路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单位、勘察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具有资质、资信证书, 方可在资质、资信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第十七条 承揽公路建设项目的单位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落实 岗位责任制,遵守公路建设工程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八条 公路建设单位须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报 建,并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经批准后方可招标、施工。
第十九条 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完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有关交通主 管部门提出质量评定申请和验收申请。
未申请质量评定或者评定不合格的工程,不得组织验收。未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公路,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公路养护管理,积极构筑公路养 护市场,逐步实行公路养护管理与养护生产相分离、养护生产企业化的 管理机制,促进公路养护向市场化、机械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第二十一条 公路的绿化由公路管理机构统一规划,按照公路工程 技术标准组织实施。
新建、改建公路的绿化由公路建设单位负责,并与公路建设工程同 步实施。城市、集镇过境公路路段的绿化,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组织有关部门实施。
第二十二条 新建、改建公路及公路养护大中修需要封路阻车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事先联 合发布公告,施工单位应当指明绕行路线,设置安全标志,并采取措施维 护交通。小修保养作业应当采取半幅施工等维护通车的措施。
第三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公路、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及公路附属设施的管理和 保护。
公路路政管理职责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所属的 公路管理机构行使。公路管理机构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公路保 护和清障工作,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 水平,逐步完善公路服务设施,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
第二十四条 公路用地范围内属于交通主管部门所有的树木、花 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损坏和践踏。需要采伐更新公路树 木时,必须报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采伐许可证后 ,方可采伐、更新。采伐公路树木收益,必须用于公路绿化建设。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 地。
第二十六条 新建的电讯线、广播线、电力线跨越公路距路面的 最低垂直高度为:电讯线、广播线六点五米,电力线七米;与公路树木的 间距不少于五米,间距不足的,应当征得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剪除 树木。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 各种障碍物;不得利用公路边沟排水、引水;不得占路摆摊、种植作物 、堆放物品;不得泼洒、滴漏、遗落损害公路路面的污物。
在公路上不得打场晒粮、试车、练车、随意停放车辆以及从事其 他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因施工封闭的路段,除持有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核发的公路通行证和正在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警、消防、救护、防汛、 抢险车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第二十九条 在公路上设置各种检查站、收费站须经省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依法办理手续。
收费公路收费期满,收费单位应当停止收费,拆除收费设施。
第三十条 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利 用公路桥涵添设闸门、渡槽和管线。
在大中型公路桥梁和公路渡口周围二百米、小型公路桥涵周围一 百米、公路隧道上方和隧道洞口外一百米以及在公路用地及公路建筑 控制区范围内,不得进行爆破作业、开山采石、挖砂取土、倾倒废弃物 、烧荒等危及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活动。未 经批准,不得修筑堤坝、压缩或者拓宽河床。
第三十一条 在公路两侧采矿设窑,矿窑的地上、地下设施和作业 面与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缘的间距应当不小于五十米。
第三十二条 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的限载、限高、限 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和公路隧 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确需行驶的,须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验 算,核发通行证,方可通行。承运者应当承担采取技术保护措施的费用 ,造成路产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经有关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同意。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车辆,应当按照指定的时 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移动、涂改公路标 桩、界桩等公路附属设施。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路用地以及利用公路 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和行道树等公路附属设施设置标牌、广告牌 、宣传标语、匾幌等非公路标志。
在不影响交通安全和行车视线的情况下,确需设置的,必须经有关 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五条 在公路两侧增设道口必须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道口的设计、修建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保证边沟通畅、整 洁。造成路产损失的,由增设道口的单位补偿。
在平交道口附近的建筑物、树木间的距离,应当符合行车视距的要 求。
第三十六条 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外,禁止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 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确需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必须事先征 得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再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先于公路建成的永久性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 ,不得扩建、改建。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建设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堆放物品的,公 路拓宽、改造需要拆除或者搬迁时,应当无条件拆除或者搬迁。
第三十七条 对公路路产造成较大损害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保 护现场,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拒不接受 调查处理的,车辆不得驶离指定地点,公路管理机构可以暂扣由交通管 理部门核发的有关证件,并要求车主限期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车主接 受处理后,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放行车辆,退还证件。
公安部门在处理涉及损害公路路产的交通事故时,应当及时通知公 路管理机构,并配合处理。
第三十八条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和检查、 收费设施以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 缴纳公路占用费;造成公路路产损害的,应当补偿。
第三十九条 收费公路的路政管理和其他监督检查职责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行使。
第四十条 公路养护车辆、机械施工作业时,应当设置明显标志, 在不影响车辆通行的前提下,其行驶、停放不受公路标志、标线限制。 第四十一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所属公路监督 检查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对公路监督检查人员的执法行为应当加强监 督,对其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依法处理。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熟悉有关法律和法规,公正廉洁,秉公执法 ,热情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除责 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 书的机关决定外,其他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决定。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占用、 挖掘公路的;(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从事危及公 路安全作业的;(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车辆擅自超限行驶或 者使用汽车渡船的;(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损坏、移动、涂 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移动标桩、界桩设施,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造成公路损害、污染或 者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和从事影响公路畅通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经审批擅自在公路上 设卡、收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收费公路收费期满继续收费的 ,按擅自收费处罚。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经批准设置公路标志 以外其他标志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拆除,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逾 期不拆除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公路管理机构拆 除,拆除费用由设置者承担。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在低于二级标 准的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 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未经批准在二级以上公路增设平面 交叉道口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处三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
经批准增设的平面交叉道口未按工程设计标准施工的,由公路管理 机构责令限期拆除或者重建,逾期不拆除也不重建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拆除。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 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由公路管理 机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 ,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折除费用 由建筑者、构筑者承担。
收费公路收费期满,收费单位拒不拆除收费设施的,按前款规定拆 除。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造成公路损坏未报告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一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 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公路建设工程是指公路修建、养护工程 及其附属工程和配套服务设施工程。
本条例所称公路路产是指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
本条例所称公路附属设施是指公路的排水系统(边沟、截水沟、盲 沟等)、各种公路标志、标线、交叉道口、界碑、界桩、里程碑、百米 桩、渡口、码头、挡土墙、行道树、花草、安全设施、通讯设施、检 测设施、养护设施、桥梁附属设施、隧道附属设施、苗圃、道班房、 公路料场及生活用地等设施。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本条例所称公路建筑控制区是指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和避免因公 路扩建、改造造成重复拆迁,而在公路两侧划定的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 物、构筑物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