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市场监管维护农村市场秩序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市场监管维护农村市场秩序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农村市场秩序，启动农村消费，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现就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能，加强农村市场监管，维护农村市场秩序，服务农村改革发展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市场监管和维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加强农村市场监管既涉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搞活流通、增强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发展大局，又关乎广大农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维护农村市场秩序和保障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市场监管，维护农村市场秩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按照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要求，严格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不法行为，严防假冒伪劣商品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维护农村市场秩序，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积极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加大农村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农村市场秩序
各地要突出重点商品、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集中执法力量，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着力解决农村市场的突出问题，并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执法行动。一是要围绕农业生产资料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要深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切实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宣传和落实工作，加大监管力度，突出工作重点，结合春耕、夏种、秋播等重要农时季节，着重抓好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及零配件、农用薄膜等重点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监管，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者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行为。二是要围绕家用电器、建材、装饰材料等新农村建设重点商品，深入开展商品市场专项执法检查，针对农村配送、送货下乡和农村集市等特点，切实加大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下乡”商品、摩托车和农村建材、特别是地震灾区重建所需材料等商品的监管，检查其来源是否合法、标识是否齐全、质量是否合格、经营行为是否规范、售后服务义务是否得到切实履行，确保农村商品市场规范有序。三是要围绕农村食品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突出抓好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蔬菜、禽蛋、奶制品、副食品、烟、酒、酱油、食醋、食用盐、糕点等农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品种的整治。要以农村集市和食品店为重点，严查经销不合格食品，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农村食品市场安全。
三、加大农村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切实保障农村市场消费安全
各地要切实加强农村市场日常监管工作，依法清理和规范农村市场生产经营主体资格，加强农村商品市场监管，强化日常巡查，切实保障农村市场消费安全。一是要严把农村市场主体准入关。大力发展农村市场主体，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许可的，要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审验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前置许可证明文件，按照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依法查处和取缔无照经营违法行为。二是加强农村食品、商品交易行为的监管。监督农村食品、商品销售者依法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和进货台账制度，严格审验供货商经营资格，验明食品、商品合格证明和标识，如实记录食品、商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积极引导农资经营者建立购销台账、质量追溯、质量承诺、重要农资备案、种子留样备查公告等自律制度。依据法律法规和新“三定”方案，加强对农村食品、商品质量的监督检查，严格查验农村市场食品、商品的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失效日期和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加强不合格食品、商品退市监管，建立健全行政监管责令退市和销售者主动退市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对有关部门通报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危害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以及不合格的食品、商品，立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监督销售者停止销售、追回已售出的食品、商品，就地封存，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再次流入市场。三是加强对涉农商标、广告的监管。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强化对涉农商标、地理标志的保护，加强农村市场的广告监管，严厉查处发布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农资商品广告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四是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工商所和红盾护农服务站的作用。重点解决因农资引发的群体性投诉，将信用分类监管与日常巡查有机结合，完善监管档案，及时将监督检查情况录入信用分类监管系统，加强对信用监管数据的统计分析，突出重点环节、重点区域和重点经营户，切实提高日常巡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日常监管执法落实到位。
四、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切实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
各地要依据《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赋予的执法手段，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坑农害农违法行为。一是要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工作力度，依法严厉查处无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销售不合格商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掺假使假以及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和商标侵权、虚假广告、传销等各类违法行为。二是要加强案件排查和督查督办，强化对违法线索的梳理和分析，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行为，大要案件要挂牌督办，限期办结。三是要严格办案程序。对涉嫌犯罪的，严格按照规定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要规范执法行为，严肃执法纪律，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既有效惩处违法行为，又依法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商品的正常流通。
五、加大农村消费维权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
各地要加大农村12315网络和“一会两站”建设工作力度，努力将农村12315执法平台建设成为工商部门与农民群众的信息互动平台，工商部门畅通民意平台，接受农民消费者监督、听取农民群众意见平台，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最需要、最现实利益问题平台，切实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一是要进一步畅通农民消费者申诉举报渠道，切实加大12315进农村、进学校工作力度，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和基层工商所、红盾护农服务站的积极作用，方便农民消费者申诉举报。要健全农民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的受理、查办、反馈等工作制度，认真受理和依法处理农民消费者的咨询、申诉和举报，特别是要注意解决好涉农群体性申诉举报，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农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农村“一会两站”建设力度，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将“一会两站”纳入新农村基层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总体工程，倡导利用基层远程教育网等社会资源，建立12315城乡远程维权平台，为农民消费者提供便捷的维权服务。三是要加强对涉农消费咨询、申诉、举报信息的汇总分析，随时掌握农村市场动态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消费警示、提示，及时进行消费引导，促进扩大农村消费需求。
六、加大监管制度建设，切实构建农村市场监管长效机制
各地要认真总结农村食品市场整顿年、红盾护农、农村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经验，巩固成果，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构建农村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一是要依据工商机关法定职责，紧紧围绕规范农村市场主体、农村商品质量和经营行为，大力完善农村市场主体准入、商品质量监管、日常巡查、进货查验和进货台账、不合格商品退市等监管制度，进一步健全农村市场监管执法体系。二是要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引导农村商品经营者增强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建立健全进货查验、进货台账、不合格商品退市、商品质量承诺等自律制度，进一步健全农村商品经营者自律体系。三是要加强与各级消费者协会的合作、与行业协会的协作和与新闻媒体的信息交流，畅通社会监督渠道，进一步健全农村市场社会监督体系。四是要切实加强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建设，特别是强化节日期间、春耕、夏种、秋播等农忙季节农村市场重大事故的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进一步健全农村市场监管应急处置机制。
七、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切实加强部门协作与配合
各地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加强部门协作配合，积极营造农村市场监管的良好氛围。一是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播、宣传单、告示栏等多种手段，积极宣传国家方针政策、农村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农村市场监管工作成效，曝光典型案例，营造良好的农村市场监管环境。二是要加大农村消费指导工作力度，积极开展执法干部下乡、消费知识下乡和消费教育进校园等活动，帮助农民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识假辨假和消费维权能力。三是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切实加强与商务、农业、工业主管、质检、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加强信息通报，开展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共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
八、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责任制度，狠抓检查落实
各地要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切实加强对农村市场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狠抓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工商机关一把手要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抓，各内设机构按职责分工协作抓，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以落实新“三定”、停收“两费”为契机，着力解决好监管理念转变、监管知识更新、监管能力提高等问题，根据监管需要对工商所人员、装备、监管区域等进行必要整合，充实加强农村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保证执法力量，特别是要强化基层一线执法人员力量，切实提高监管执法能力。二是要明确分工，严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地要强化农村市场监管属地领导责任制、职能机构检查指导责任制、工商所辖区岗位责任制。要明确各内设机构的分工，企业注册、外资登记和个体私营经济监管机构要加强对农村市场生产经营主体的登记管理，依法取缔无照经营；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要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农民消费者的咨询和申诉举报，加强农村市场商品质量监管，依法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食品流通监管机构要依法加强农村食品市场监管，依法查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市场监管机构要加强对农村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和农副产品销售者的监管，加强对农资商品的监管和检查；竞争执法、直销监管、商标管理、广告监管等机构要分别加大对农村市场不正当竞争、传销活动、商标侵权假冒、虚假广告的查处力度。纪检、监察机构要对农村市场监管执法工作进行行政监察。各职能机构既要按分工各负其责，又要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农村市场监管合力。三是要强化督查指导。采取全面检查、重点督查、交叉检查、明察暗访等形式，加大督查指导工作力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加强督查，确保组织领导、工作任务、工作措施、工作责任、人员力量和经费保障等落到实处。
各地要分别于2009年1月20日、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12月20日前，将农村市场监管情况统计表（见附件）分别报送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并分别于6月20日、12月20日前书面报送本地区农村市场监管半年工作小结和全年工作总结。如遇有重大情况，可随时报告当地政府和总局。
附件：农村市场监管情况统计表
农村市场监管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2009年 月 日
类别
单位
数量
出动执法人员
人次
检查经营主体
户次
取缔无照经营
户
查处不合格和假冒伪劣农资价值总额
万元
查处不合格和假冒伪劣食品价值总额
万元
查处其他不合格和假冒伪劣商品价值总额
万元
查处不合格和
假冒伪劣农资
总数量
公斤/件
其中：化肥
公斤
农药
公斤
种子
公斤
农用薄膜
公斤
农业机械及零配件
件
查处不合格和假冒伪劣家电
总数量
台
其中：电视机
台
洗衣机
台
电冰箱
台
小家电
件
查处不合格和假冒伪劣摩托车
台
查处不合格和假冒伪劣建材总数量
公斤/平方米
查处违法案件
总数
件
案值总额
万元
罚没金额
万元
其中：制售假冒伪劣违法案件
件
案值
万元
罚没金额
万元
受理农民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
总数
件
受理咨询数
件
受理申诉举报数
件
其中：办结数
件
协调解决涉农消费纠纷总计
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合计
万元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关于规范摩托车产品出口秩序的通知
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等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关于规范摩托车产品出口秩序的通知
商机电发[2005]6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有关企业：
为规范摩托车产品出口秩序，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转变摩托车产品出口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增长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国摩托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对外贸易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摩托车产品（包括摩托车整车、发动机、车架及全地形车，下同）生产企业暂行出口资质管理，对摩托车出口经营企业暂行生产企业授权经营管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摩托车整车生产企业出口摩托车整车（含三轮摩托车），必须具备以下资质条件：
（一）通过发展改革委摩托车生产准入考核并已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公告；
（二）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三）通过ISO9000等国家承认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四）上一年摩托车整车出口额不少于50 万美元（以海关统计数据为准）或国内市场销售数量不少于3万辆（以上传发展改革委合格证数据为准）。
二、全地形车（ATV）生产企业出口全地形车必须具备以下资质条件：
（一）通过ISO9000等国家承认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二）取得进口国全地形车准入的相关认证。
三、出口经营企业出口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必须获得具有资质条件的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生产企业的授权，才能出口授权企业生产的产品。
出口经营企业必须获得具有资质条件的摩托车整车生产企业授权方能出口摩托车发动机和车架。
四、每年1月底前，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生产企业须将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和授权的出口经营企业名单（5家以内），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机电办），经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机电办）初审，于2月10日前报商务部（机电司）。
五、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于每年2月下旬发布新一年度《具有出口资质的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生产企业及其授权出口经营企业目录》（以下简称《出口企业目录》）。
六、摩托车产品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产品目录详见附件）。出口许可证适用于以各种贸易方式出口的上述产品。
七、自2006年3月1日起，商务部授权的许可证发放部门凭《出口企业目录》发放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出口许可证，未列入《出口企业目录》内的生产企业和出口经营企业不予发放出口许可证。
商务部授权的许可证发放部门凭《出口企业目录》内生产企业授权证明发放摩托车发动机和车架出口许可证，未能提供授权证明不予发放出口许可证。
八、出口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属《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内商品，由列入《出口企业目录》内的生产企业或取得授权的出口经营企业向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检验检疫机构不接受《出口企业目录》外企业报检，非产地检验检疫机构不得接受报检。
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出口企业报检时，如进口国有准入的法律法规要求，必须提交符合进口国准入法律法规的证明。进口国准入法律法规不明确的，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质检总局指定的相关标准进行检验。质检总局对《出口企业目录》内的企业按《出口工业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51号）实施分类管理。
九、国家对出口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实施出口商品注册登记制度，未列入《出口企业目录》的企业，其产品在办理出口商品注册登记时不得受理，未获得出口商品注册登记的出口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产品，不接受报检。
十、海关凭商务部授权的出口许可证发放部门签发的摩托车产品出口许可证和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出境货物通关单》办理摩托车产品的出口验放。
十一、商务部根据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信息反馈、发展改革委根据《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情况、质检总局和海关总署根据对出口摩托车产品日常检验和监管情况、国家认监委根据摩托车企业强制性产品认证及质量体系认证监督情况，提出预警和调整《出口企业目录》的建议；摩托车行业组织应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协调《出口企业目录》内企业对重点国别市场的出口，并提出预警和调整《出口企业目录》的建议。
十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取消下一年度从事摩托车产品出口资格。
（一）提供虚假资质证明材料的；
（二）其产品被相关部门认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的；
（三）伪造生产企业授权证明的；
（四）出口非自产或非授权企业产品的；
（五）出口的摩托车在国外有重大质量事件并对我国出口摩托车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六）其他违反本通知规定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
十三、本通知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十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摩托车产品目录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
国家认监委
二OO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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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摩托车产品目录
序号 产品名称 海关税则号
1 摩托车 8711100010
87112010
87112020
87112030
87112040
87112050
87113010
87113020
87114000
87115000
2 全地形车 87031011
3 摩托车发动机 84073100
84073200
4 摩托车车架 8714190010
暂缓起诉制度新探——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谈起
杨相锋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司法 “活的灵魂”，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它取决于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着又好又快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社会关系逐渐明晰化，社会结构逐步合理化，整个社会心理的顺畅化程度和对各种犯罪政治色彩的淡化的大环境下，用过去那种简单的对敌斗争方式和一味地强调严刑重罚的刑罚功能是无法达到我们行使司法权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因此，摒弃“从快从重”的刑事司法理念，提出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并使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体化则显得至关重要，它是刑事法律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同时，它的确立也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具有全新的意义。
（一）“宽严相济”与暂缓起诉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正法思想和司法正义理念之间的整合，其内容涵盖了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和谐，而非厚此薄彼，此消彼长。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如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执政就采取了“宽猛相济”的政策，而且孔子对此做法也曾予以高度的评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国外实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理论中的积极因素，所谓“轻轻”就是指对轻微犯罪，譬如初偶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处罚更轻，而“重重”是指对恐怖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以及一些经济犯罪则更多更长期的适用监禁刑。目前刑事诉讼中暂缓起诉的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程序安排、以及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等等都是刑事司法领域对“宽严相济”政策的回应。
暂缓起诉又称“附条件不起诉”（其源于德国和日本），它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检察机关根据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及悔罪的表现再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暂缓起诉决定做出后，其诉讼程序并未终结，而是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它只是检察机关将公诉权附条件的予以暂时搁置的一种自由裁量权而已，它具有权力行使的专属性、适用对象的特殊性、附条件性以及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一般的不起诉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诉讼程序即告终止，检察机关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能撤销该决定的。
“宽严相济”政策为暂缓起诉提供了政策基础，为暂缓起诉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条件。而暂缓起诉又是“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具体化中的一项应有内容，其将犯罪行为进行了非犯罪化处理，它“宽”的有理，“宽”的有度。它不仅节约了社会诉讼资源，更主要的是改善了犯罪嫌疑人重返社会的条件，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了刑事司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并行不悖和有机统一。
（二）目前暂缓起诉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的处理结果只规定了撤案、起诉和不起诉等处理方式，而没有暂缓起诉之说，因此，在没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政策的支撑下适用暂缓起诉就有“违法实验”之嫌。先前在部分地方检察机关试行暂缓起诉都只是自发兴起的，具体做法上也是各行其是，他们所制定的实施细则都非常的肤浅和粗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仅就适用对象上就有好几种标准，如：（1）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2）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3）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嫌疑人和单位。但随着实践操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各地在适用暂缓起诉处理方式时更显谨慎化和实际化，具体工作不断细化，操作性也不断加强，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更胜刑事处罚。如前不久湖南省某县就三名因受人唆使而涉嫌抢劫的即将毕业的高中生试用了暂缓起诉，这种人性化操作在社会上得到了一致赞许。目前，暂缓起诉虽然有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据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但是要使其具有完整的可操作性并作为一种制度方式存在，只有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当中，用权威的法律条款将其固定下来，结束其目前的“游离”状态，才是真正解决其存在和适用问题的根本。
（三）适用暂缓起诉需解决的问题
暂缓起诉的性质如何界定
暂缓起诉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中自由裁量权在空间上的延伸，而且是两端开启式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择一端予以封闭，即或提起公诉，或终结诉讼程序，即最终处理结果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那它是否侵犯法院的定罪权呢？其实，我们将暂缓起诉置于起诉和不起诉之间，将其作为二者的过渡，那么其性质就非常的明显，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起诉是以有罪认定为基础的，而这种认定它只是程序意义上的，它跟法院实体上的有罪认定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完全是程序和实体之间的区别。
2、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
暂缓起诉的起源国德国就在其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起诉”。即暂缓起诉只适用于轻罪，对重罪不予适用。这是国外暂缓起诉制度的例行做法。我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区分重罪和轻罪，但理论上却习惯性的把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称之为轻罪，其他的则都作为重罪。目前检察机关在适用暂缓起诉时一般都将对象局限于学生犯罪领域，或适用于未成年的中学生，或将对象扩展到在校大学生。其实，暂缓起诉适用于学生是一种仅以“人”为标准予以法外施恩的畸形状态，它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之原则。对于未成年学生犯罪，如果罪行轻微的，可以按着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制度作不起诉处理。而在校的大学生一般都是对自己的行为能负完全刑事责任的成年人，如果仅因为他们是大学生而予以“网开一面”的话，那完全是对法律神圣尊严的亵渎。因此，我们在确定暂缓起诉的对象时，除了借鉴国外的以“罪”为底线标准，即只适用于应当判处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行为，还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适当考虑“人”的因素，如犯罪行为人本人的有关事项（如年龄、性格、成长环境等）、犯罪的情节（如犯罪的动机、原因、手段等）和犯罪后的表现（如是否主动通过道歉、赔偿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是否悔悟等）以及家庭、社会的帮教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因为我们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注重对“人”的肯定，我们应当认为这类嫌疑人能迷途知返，并努力追求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可塑性，故犯罪较轻的学生可以适用暂缓起诉，社会上的其他适合条件的人同样也可以适用，否则会陷入标准僵化或不正义的带有封建身份色彩的“泥潭”。解决适用对象问题是暂缓起诉制度成型的关键。
3、暂缓起诉的附带条件
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时，必须附带提出要求嫌疑人在规定的时期内履行规定的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时犯罪嫌疑人应附带履行的义务，譬如，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向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项；或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如果嫌疑人按规定履行了义务，那么对其行为就不再作为轻罪提起诉讼，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并将这些做法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从宽处理中所需履行的义务（如管制）进行选择和整合，同时用我国民法中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补充，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的，例如，我们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起诉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下列义务：（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接受考察人员对其的思想和心理辅导；（2）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给予相应的赔偿和补偿；（3）向国家交纳一定的款项或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等等。
4、暂缓起诉的考察主体、内容及期限
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决定后,应当将决定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及嫌疑人所在的居委员或村委会，由公安机关履行监督帮教的主要职能，居委员或村委会对公安机关的帮教活动予以协助。嫌疑人应定期向公安机关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公安机关应当在考察期限届满前三天之内将考察帮教的情况汇总移送检察机关。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监督帮教职能不宜由检察机关来履行，目的就是防止办案人员在暂缓起诉决定作出后因一些事后问题而规避适用该制度的可能性，更体现出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互监督制约的原则。就考察的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嫌疑人在考察期间义务的履行情况及其在此期间的悔罪表现。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缺失任何一点都将使暂缓起诉决定达不到其应有的效果。
暂缓起诉考察期限的确定应当从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要素进行综合考量，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的话，不仅不能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可能抑制嫌疑人真正回归社会；时间过短的话，也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把暂缓考察的期限限定在从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范围之内比较合适，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在此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考察期限内或期限届满后需要提起公诉的，那么检察机关是否还有绝对的胜诉把握。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决定时一定要按着提起公诉案件的证据要求进行仔细审查，并做好案件资料的档案管理工作，确保案件证据的客观及合法性，不影响案件承办人员事后可能进行的审查起诉活动。
5、暂缓起诉的操作程序及效力
暂缓起诉由案件承办人审结案件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在征得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可以向部门负责人提出部门研究建议报告，由部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主管检察长审批。如果有被害人的还应当将暂缓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如果被羁押的应当立即通知执行机关予以释放，扣押了财物的应当予以返还，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作好监督帮教工作。在考察期限内，检察机关在没有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认为犯罪嫌疑人不符合暂缓起诉或有其它犯罪事实时，不能随意撤消该决定。在考察期限届满后，在对嫌疑人义务履行情况及悔罪表现进行综合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当决定是否撤销暂缓起诉提起公诉或将犯罪进行犯罪化处理，即终结诉讼程序。确需提起公诉的，嫌疑人不的对在考察期间内已履行的部分义务请求返还或赔偿。
6、暂缓起诉的救济途径
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权，一些国家都规定了相应的制约救济机制，如日本就规定了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审查会提出复查请求和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官请求交付法院审判（即“强制起诉权”）的两种救济方式。而我国可以根据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参照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中的一些救济程序，如被不起诉人的申诉权、被害人的申诉权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权利等等，这些救济措施应全面覆盖所有与案件有联系的单位和个人。
首先，检察机关在征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予以暂缓起诉决定时，犯罪嫌疑人不同意的，嫌疑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要求检察机关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检察机关就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如果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检察机关应当征求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因为一旦决定暂缓起诉，该法定代理人在帮教过程中的作用是任何人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其次，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对暂缓起诉决定不服的，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撤销该决定，如果对复查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以自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再次，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起诉决定不服时也有权提请作出决定的检察院复查，如果意见不被接受，还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
总之，法律的稳定性固然重要，但是为防范其在社会变迁中日益僵化，联系本国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吸收外界的优秀成果进行创新性活动也未尝不可，况且法律的最终目的还是如何维护社会的稳定，而综观其他国家在适用暂缓起诉的司法实践中所取得的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彰显了该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日益完善，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已刻不容缓，其不仅符合国际刑事政策的大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宽严相济”政策引导下的重要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