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行政法中的程序公平原则

马怀德
——兼论对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启示

作为普通法国家，澳大利亚并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并不等于澳大利亚行政行为没有任何程序标准和原则，议会制定的各类部门法大多都规定有各机关适用的程序规则，普通法院的法官苦心经营百余年，通过判例也创制了一系列程序规则。它们包括听证规则，反对偏见规则，说明理由规则，证据规则等。以上规则构成了澳大利亚行政程序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众多的程序标准和原则中，最重要的当数程序公平原则（The
Procedural Fairness )。该原则来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The Rule of Natural
Justice)。强制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公民权益的决定时，必须承担公平行为的义务，赋予当事人表达意见的机会，根据可信的符合逻辑的证据，作出公正的行政决定。鉴于我国正在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澳大利亚这方面的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分析和借鉴。本文就程序公平原则的由来、适用范围、主要内容作一简单介绍，以期有助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研究。

一、从自然公正原则到程序公平原则

自然公正原则是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何谓"自然公正"？与其他公正有何区别？一位英国法官曾说过：所谓自然的公正是基本的，简单的、初步的公正，有别于复杂的、高标准的、技术性的公正。[1]或者说它是要求行政人员遵守的基本的不能再低的程序标准。传统上，自然公正原则包含两个要求：一是个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个人权利受到影响时，应当给他一个公平听证的机会。起初它是法院司法活动遵循的准则，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该原则逐步扩展到行政领域。1964年以前，行政机关在下列两种情形下适用自然公正原则：第一，当个人的财产利益受到行政决定影响时，应当适用该原则："非经听证程序，任何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均不得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利。"[2]第二，具有司法或准司法性权力的机关应当适用该原则。然而，很难把行政行为区分为行政和司法两类情况，正是由于存在区分的困难，所以有人提出，不必再作此类区分，回顾一下1863年的古贝尔案件，其结论是权利受到影响的人有权得到公平的听证，作出决定的人有义务公平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它是建立在"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须公平行为"基础上的一个观念。[3]在1964年的一个案件中，英国上议院终于抛弃了只有司法性权力适用自然公正原则的传统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原则的目的是保护个人权利，凡是行政机关决定个人权利时，都应当适用自然公正原则。[4]在1967年的一个移民案件中，法官说得更明确，"不管公务员的行为是行政的还是准司法的，他都必须公平行为。"[5]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判决，它既抛弃了行政司法两分法，又引进了公平观念并且强制这一观念的重要性。[6]

进入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用程序公平的概念，取代自然公正原则。"过去那种行政行为划分为行政性和司法性的观点已有再有用了。"[7]"自然公正原则仅适用于司法程序。而不适用于行政程序。"[8]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自然公正原则与程序公平原则又有何不同呢？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和程序公平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都意味着"公平行为"(fair
Play in
action)。只是习惯上自然公正原则适用于司法职能，为了以示区别，就把适于行政职能的程序原则称之为程序公平原则。[9]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公正和程序公平是有区别的，首先，它们所要求的程序标准有度的差别，自然公正是一种高标准的程序要求，而程序公平则是较低标准的程序要求；其次，与自然公正相比，程序公平是一个较为灵活、宽泛的概念，更适于保护个人在行政行为中的一般权利。对有些决定而言，即使不适用严格的自然公正原则也可以达到公平的结果。[10]
二、程序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

对于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它适用于制定法没有相反规定的行政决定程序，当制定法与该原则相抵触时，优先适用制定法规定的程序；其次，它适用于影响个人法律权利、合法期待及其他利益的行政决定；最后，该原则不适用于涉及国防、立法、紧急措施等行政决定。下面分述。
（一）程序公平原则与法定程序的关系

前面曾提到，普通法国家的行政程序标准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普通法原则，二为议会制定的程序规则，二者相辅相成，正如著名的古贝尔案判决所言："当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听证权利时，普通法就会弥补立法的漏洞。"[11]换言之，"如果制定法给申请人提供的程序保护不及普通法时，自然公正原则就可以用来弥补立法的不足。"[12]当然，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程序已经很详细，法院就无需再增加程序，即使要增加的话，也需十分谨慎。瑞德勋爵把法院增加程序要求的条件总结为："首先要明确法定程序是不充分的，以至于不能实现公正的目的，而增加程序将不会违背立法的明显目的。"[13]实践中的做法是，有些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那么就不能再适用该原则，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986年校正法[Corrections
Act(Vic)]规定：假释委员会行使其职权时，不受自然公正原则的拘束。[14]有些法律明确规定应当遵守程序公平原则，毫无疑问，此时行政机关既要遵守制定法义务，又要履行普通法义务。大多数情况是，制定法并无明确相反的规定，是否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取决于对立法意图的理解。例如，当某项行政权力具有考虑公共政策的立法性质时，就可以推断出该权力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立法意图。此外，如果某项权力属于部长行使的非法定自由裁量权，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行使的裁量权，或者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裁决权，均可推断出不适用普通法原则的立法意图。但是，对个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决定，不可轻易作出不适用普通法原则的推断。如果立法有此意图，那么这种意图"既不是推测的结果，也不是从间接的推理和不确定的考虑中得出的，而是以明白、清楚的文字表现出的意图。"[15]由此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的法定程序优于普通法中程序公平原则，但程序公平原则弥补了法定程序适用范围窄、分散不统一的缺陷。
（二）受程序公平原则保护的权益范围
1.法律权利
随着程序公平原则适用范围的扩大，该原则保护的权益范围也不断扩展。根据古贝尔案件的判决，程序公平原则适用于对个人财产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决定。1964年以后，受该原则保护的权益扩大到所有法律权利，例如，职业或社会团体成员的资格权利，拥有许可证的权利等均受程序公平原则的保护。[16]在1968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出租汽车的牌照，因其具有财产价值，所以它不是传统意义的特权，而是一种法律权利，行政机关剥夺或限制牌照的决定，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17]
2.合法期待
"合法期待"是普通法国家行政法中的一个特别概念。1969年，丹宁勋爵在一个案件中将其定义为："所谓合法期待是指合理的，不受干涉的，未来即将得到的法律权利和法律自由。"[18]也有人将它描述为"比权利再多一点的合法利益。"[19]1977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采用了这一概念，认为一个人未经听证就被取消参赛资格，实际上侵害了他的"合法期待"利益，违反了程序公平原则。因为赛马是对公众公开的活动，主办单位通过广告等形式鼓励公众参与，任何人只要取得参赛资格，就有获奖的合法期待。[20]行政机关影响个人的合法期待是否必须遵守程序公平原则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期待并非不着过际的妄想，而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符合逻辑的合理期望，所以应当受到公平程序的保护，合法期待通常产生于以下情形：第一，已经拥有某种合法权利和利益，希望继续拥有；第二，行政机关承诺给予某种利益或将延续某种利益。例如，某人申请更换许可证时，就享有继续拥有许可证的合法期待；再如，按照行政机关的承诺（无不良纪录即可留任），一个前任务员享有再次被任命为公务员的合法期待。

合法期待概念的出现，与法院不断扩大司法审查范围有关。过去，只有影响个人法律权利的行政决定才接受法院监督，而今影响个人合法期待的决定也要接受法院监督。当然，合法期待概念更具有程序意义，它并不意味着有了合法期待，行政机关就不能拒绝申请或收回利益。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这种决定时，必须适用公平程序。法院也不是要求行政机关向个人提供特殊的、实质性的结果来满足他的合法期待，而是通过遵守公平程序达到保护其合法期待的目的。[21]
3.其他利益
除法律权利和合法期待外，个人的其他利益受到行政决定的影响时，是否也受程序公平原则的保护呢？对于这个问题，1977年以来的判例表明了相同的看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个人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名誉等均受程序公平原则的保护；其次，行政机关对上述利益的影响必须是直接的、即刻发生效力的；再次，这种影响是对特定对象单独发生的，有别于对一般公众的影响。[22]

根据上述标准，可以把影响个人权益的行政决定分为以下几类：申请类；希望类；剥夺类。申请类决定是指个人对自己并不实际享有的法律权利或其他利益提出请求。例如，申请许可证、申请工作、申请加入某个团体等。这种决定涉及政策或技术问题，因而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剥夺类决定是对个人已经享有法律权利或利益予以限制或剥夺，例如吊销许可证，开除公职等，当然要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希望类决定是介乎申请类和剥夺类之间的决定，如果存在"合法期待"就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例如，要求更换或续展许可证、继续从事正在进行的工作都具有合法期待，应该适用程序公平原则。
（三）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主要情形

程序公平原则是法定程序的重要补充，只要立法没有相反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无条件适用。但是，在特别情形下，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意图可以不适用该原则。这些情形是：
1.法律已经规定有听证或申诉程序
如果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听证（hearing）或申诉（appeal)程序，那么就意味着无需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因为法定程序已经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程序保障，当事人有机会行使其权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律的规定必须"明白一致"，如果法院认为法定条款不够全面或完整，仍然有权适用程序公平原则。[23]例如，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紧急情况下不受"不得单方面接触原则"的限制，这并不意味着在非紧急情况下就可以单方面接触。同样，法律规定的申诉程序也必须是能够审查事实和法律并作出实质性决定的程序，如果申诉程序中的上诉裁判机构不能变更原决定，只能提出建议，或者上诉裁判机构仅就法律问题进行复审，那么并不表明原决定可以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
2.存在后继补救手段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加快行政决定的速度，法院通常把是否经过申诉程序作为是否给予程序性司法救济的考虑因素。[24]其理由是，一个未经听证的决定完全可以在申诉阶段补救，所以，只要存在必要的补救手段，就不要求在作出原决定时必须适用程序公平原则。那么，如果利用了法定申诉程序，是否就意味着不能以程序违法为申请司法审查呢？这要看程序违法的理由是否充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并不存在选择了裁判所就不能诉至法院的普通性规则"。[25]

与此相关的一问题是，行政机关作出初步的、建议性的报告或决定是否适用程序公平原则？一种观点认为，这类决定不产生法律效力，因而不符合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条件。在1963年的一个案件中，多数法官认为，政府检查员对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不是最终决定，其制作过程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少数法官认为，由于报告已经把公司置于比没有报告更不利的法律地

位，所以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26]本案中少数法官的意见得到学术界的赞同，他们普遍认为，如果初步决定没有经过听证，而此后最终决定会给予的话，就不能以初步决定未经听证为由宣告其无效。如果初步决定之后没有听证程序，特别是初步决定直接影响最终决定时，就应提供一定的程序保护。[27]
3.行使行政立法权或政策制定权
1964年后，程序公平原则只适用于司法性权力的观念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所有行政权力都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那么，行政立法活动和制定政策行为是否也适用该原则呢？原则上，立法性质的决定不适用该原则。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使立法权的决定是针对普遍对象的，它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所有公众的利益，因而不宜适用程序公平原则。[28]而制定政策往往涉及政治考虑，变化无常，也不宜适用程序公平原则。有学者把行政立法和制定政策活动不适用程序公平原则的理由概括为：第一，有关立法规定不适用；第二，难以保证所受有影响的人获得听证的权利；第三，如允许听证，还存在财力负担问题；第四；规章和政策的不稳定性。[29]

但是，近年来法院态度有所改变。认为当行使立法性质的权力对个别人产生的影响不同于对公众的影响时，也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例如，当面包生产协会为了确保市场利润向价格委员会申请提高面包售价时，价格委员会颁布一个命令，虽然该命令提高了售价，但是明显低于协会的要求。尽管该命令具有立法性质，但是面包协会受到的利益影响要比普通消费者大，所以应当适用程序公平原则。[30]

　　内容提要: 为克服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法庭堵塞，法国立法者于2004年3月9日引入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相比，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从3年来的践行效果上考察，庭前认罪答辨程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适用率并不太高，在程序规范性上仍有待加强。此外，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价值认同及制度冲突层面还面临着五大挑战。

　　【关键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挑战

　　近10余年来，欧陆各国的刑事程序法普遍出现“美国化”（Américanisation）的趋势{1}。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司法文化在整个世界主流司法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还因为欧陆刑事诉讼在当前面临着诸多共同问题，亟需从外部（主要为英美国家）获得经验启发。即便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不例外。[1]2004年3月9日，法国立法者在经过较周密的立法论证后创设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Comparution sur reconnaissance préalable de culpabilité，CRPC），允许刑事被告在某些轻罪案件中以认罪为根本前提和检察官进行量刑交易，从而将“辩诉交易”正式引入了法国的刑事裁判体制。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一出台便引发了法国学界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辩。争辩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正当依据、制度排异、技术设计甚至是预期的践行效果。法国宪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司法部也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了这场争辩，并对这一域外制度的完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能够恰当地思考和研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在中国设立辩诉交易的问题，必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关注其它国家在确立和发展这一制度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比较诉讼法（droit de procédure comparée）的重要功能之一{2}。因此，本文拟以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为研究对象，全面介绍该程序的发展历程、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以及所应对的挑战，以期对中国建构合乎自身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提供可借鉴的域外经验。

　　一、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发展历程和立法动机

　　（一）发展历程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1975年之后）[2]，法国便因刑事审判经常无法及时进行而开始探索新型的刑事裁判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这一领域中的探索是谨慎而又缓慢的。“发现案件真实”（la manifestatoin de la verite）的诉讼价值定位以及“诉审分立”（le principe de séparation des autorités chargées de la poursuite et des autorités de jugement）的裁判结构使得刑事审判改革遭遇了制度（如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及技术（如新型裁判方式与传统裁判方式的兼容和协调）的双重困境{3}。1987年，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一份建议鼓励欧盟各成员国在刑事诉讼中采用有罪答辩（guity—plea）程序。该部长委员会指出：“如果宪政传统和司法传统允许，则（各成员国）应建立有罪答辩程序或者其它类似程序。被告在审前阶段出庭公开宣布其承认或者拒绝承认所受之指控……判决法院可以裁定缩短或部分缩短预审阶段，并迅速转入对被告的人格分析，及时作出及量刑宣判以及必要情况下的赔偿裁定”。[3]在这一背景下，戴尔玛斯·玛蒂教授（Delmas—Marty）所领导下的刑事司法和人权委员会（la Commission Justice pénale et droits de lhomme）于1990年提出了在法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认罪简易审程序”的立法建议——“如果被告对犯罪事实及事实的定性并无异议，则可简化庭审程序，由庭审法官直接进行量刑宣判。被告认罪与否的供述应由判决法院在被告出庭的情况下予以确认。”{4}虽然该立法建议最终因争议太大而未获采纳，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努力却从未止步。1995年，法国立法者创设了刑事强制令制度（injonction pénale），允许检察官在一些情况下对被告直接施以量刑，从而提高情节轻微之刑事案件的“裁判”效率。但法国宪法委员会以该制度违反“诉审分立”的宪政原则而予以撤销。1999年，立法者又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典》第41—2条中创设了刑事调解制度（composition pénale），即“对在提起公诉前承认实施了当处罚金刑或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一项或数项轻罪的自然人实施一项或数项惩罚措施以替代公诉”。但为避免被宪法委员会撤销，立法者从一开始便对刑事调解制度采取了诸多保留举措，例如增设了法官对刑事调解裁定的审查权，以减缓公正程序和裁判权分割之间的尖锐矛盾{5}。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调解制度便是辩诉交易程序在法国的雏型，冉·布拉戴尔（Jean Pradel）教授甚至曾将其称为法国式的认罪答辩程序（guilty —plea a la franCaise）{6}。但应该看到，刑事调解程序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还是存在根本的区别的：前者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诉替代程序，而后者则是新型的刑事裁判程序{7}。自2000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便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动荡期。从2000年6月15日“关于加强无罪推定及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法律”{8}到2004年3月9日“使司法适应犯罪发展的法律（又称为‘贝尔本第二号法律’）”{9}，再到2007年3月5日的《强化刑事程序平衡法》，法国立法者几乎从未停止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各个条款的思考和权衡。改革频率之高、变动幅度之大，甚至连司法实务部门的工作者也经常感到无所适从。著名刑事法学家西玛蒙蒂（Cimamonti）教授便曾将这一现象谑称为“立法狂热、立法过度甚至是立法躁动”（frénésie，overdose ou prurit législatif{10}。但我们依然可从这些纷繁复杂的改革举措中整理出两条改革进路：即程序正当化进路和程序简约化进路。前者如侦查权的限制、辩护权的保障、司法审查的强化，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

　　（二）立法动机

　　法国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Dominique Perben）在2003年5月21日的议会辩论中对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立法动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即“（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的负担并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11}。

　　1．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负担

　　“效率”（efficiency）一词源于拉丁语effetus，表示所获得的劳动效果与消耗的劳动量之间的比值关系，体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与此相对应，诉讼效率则指进行诉讼活动的效益与该活动所花费成本之间的比率，它所描述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其强调的是要尽可能地快速解决纠纷和尽可能合理地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诉讼效率是人类社会在司法过程中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只要人类社会还生存于一个司法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不管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为了司法的良性运作以及纠纷的及时解决，就不得不考虑诉讼程序的效率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率。”众所周知，法国刑事裁判严格适用犯罪分层理论（la classification tripartite des infractions），将刑事犯罪三分，即重罪（crime）、轻罪（délit）及违警罪（contravention），并依犯罪种类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事程序。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刑事案件数量剧增而刑事诉讼程序却拖沓冗长，法国各种刑事法院均面临严重的工作负担，法庭堵塞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轻罪法院尤为严重，因为轻罪案件占据法国刑事案件总量的8成以上，而审结期限却平均长达10个月。勿庸讳言，在传统的诉讼理论中，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其结果往往将导致被追诉者的个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被剥夺。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往往设置了严格而谨慎的程序规则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并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诉。“公正”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目标。但“正当人们还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严密化殚精竭虑之时，另一种相反但却并不矛盾的倾向已经开始发生、发展，并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那就是，“伴随着诉讼效率价值的凸现、刑罚目的的转换，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程序分流’而对特定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理”{12}。法国亦不例外。一如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程序因冗长拖沓、效率低下而长期为理论界及实务界所诟病。一方面，在公诉程序中，由于缺乏公诉替代程序（les alternatives a la poursuite），法国的检察官在面对案件时只有两种选择：立即起诉（la poursuite immédiate）或不予起诉（classements Sans suite）。因此，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的轻罪案件，检察官往往处于两难境地：提起公诉，则占用大量的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效率；免于起诉，却又不能实现责任追究及刑罚震慑的刑事目的；另一方面，在轻罪案件的庭审程序中，检察官和被告的对抗胜于合作，法官的判定胜于审核。几乎所有的轻罪案件都适用完整的庭审程序，这即使轻罪法院的法官疲惫不堪，又极大降低了诉讼效率。上述缘由所造成的法庭堵塞已不能仅通过增加财政及人员投入解决。法国立法者唯有寻求域外经验以试图从诉讼机制上进行较根本的改变。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19世纪，并在二战之后得以发扬光大{13}。冉·布拉戴尔（J．Pradel）教授在分析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时指出，“美国法以对抗主义为特点，未设预审法官，也没有深入的预审程序。法官和陪审团可接受的所有证据均应在庭审中展示。”因此，刑事庭审显得十分冗长和复杂。自十九世纪末开始，程序更越发如此。大量的案件积累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实务工作者逐渐不能接受，并开始私下使用各种方式，以排除对证据问题的庭审。与此同时，实务工作者再也不能对所有案件进行完整的审判（full trial）——即陪审团审判。这种情况孕育了“辩诉交易制度”。从诉讼运作机制的角度考量，辩诉交易比传统的公诉模式更节约时间，也更节约人力和财力，因此，在司法管理上，辩诉交易更为合理（raisonnable）也更有有益（rentable）。正如伯杰（E·Burger）法官在1971年Santobello v．New—York的案件中所说的那样：“通过控方与辩方的合意来解决刑事案件……是审判管理的一个必备要素。如果这一程序（辩诉交易程序）合法进行，则应值得提倡。”[4]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改革前亦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案件的积压、司法的迟缓使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欧共体法院更是数次因意大利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未能遵守“合理期限”的规定而判定意大利有罪{14}。为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引入了包括辩诉交易在内的几种特别程序。如今，在意大利的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且效果甚佳{15}。为了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立法者还在2003的法律修改中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意大利学者麦尔克内（Mercone）教授评论到：“庭审程序的摒弃，将减少诉讼负担（deflazione del carico processuale），合乎诉讼经济的原则。”{14}美国和意大利的成功经验无疑使法国立法者更坚定了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决心，并希冀借此诉讼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效率和法庭堵塞的问题。

　　2．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une meilleure acceptation de peine）

　　“时下，对权力的尊重和敬仰已不再仅通过强制力量的运作……刑罚的目的只有依托于最低限度的合意才可有效实现。”{16}而“合意”（consentement）{17}正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灵魂所在。在法国立法者看来，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两个核心要件：其一，被告承认犯罪事实；其二，被告可自由、清晰地表达对量刑的意见。理论上，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是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充分条件，但却非必要条件。换而言之，即便所有适用条件均满足且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检察官也不一定启动认罪答辩程序。司法实践中，被告承认犯罪事实的真实意图是检察官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18}。具体而言，如果被告仅为了获得较轻的量刑而认罪，则检察官通常不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也不会因此减少对被告的指控；相反，如果被告具有悔改之意，主观认罪态度较好，则检察官会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情节，并通常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见，“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既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基本动机，也是该程序机制的意义所在。诚如学者所言，“如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成为罪犯寻求轻罚的避风港，则刑罚的教育目的将无从实现……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提高……这无疑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初衷相违背。”{18}109当然，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相比，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种“协商型刑事司法”（Justice pénale transactionnelle）无疑更容易使被告接受量刑。在法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以证据运用为基本手段，以对抗和判定为基本的程序构造，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强制力”（la force de contrainte）是欧陆传统刑事司法的基本定位。而“协商型刑事司法”则完全相反。它以节约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为追求目标，以被告认罪为适用前提，以控辩双方合作及协商为基本手段，程序带有极强的“契约”色彩。“协商”与“合作”是该套系统的基本主轴。因此，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程序私化”（privatisation）所蕴含的“人格化”思想使被告更易于接受自身的诉讼定位，也更易于在庭前宽松的“协商”氛围中“坦诚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勇于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19}。

　　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技术设计及基本特征

　　（一）技术设计

　　1．适用范围

　　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的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6条又将以下几类犯罪排除在庭前认罪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未满18岁之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罪（而非过失伤害罪）；政治罪；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进行规定的犯罪（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依司法实践，案情过于简单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

　　2．运作进程

　　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被告认罪；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法官审核。

　　（1）被告认罪

　　一如前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启动的根本前提便是被告“承认所被指控之犯罪事实”（《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原则上，声明必须以言辞形式作出，且律师必须在场。但在由“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情况下，认罪声明也可以以书面形式作出。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5条之规定，“（在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程序中），被告可亲自或通过其律师向共和国检察官寄送挂号信并要求回执，声明其承认被指控之犯罪事实并要求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

　　（2）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

　　在量刑建议方面，共和国检察官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可建议执行一个或数个主刑或附加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第1款）。但法律也设置了若干限制：其一，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之量刑的性质及幅度应合乎刑罚个人化的原则，充分考虑犯罪情节、被告人格、收入及负担等；其二，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监禁刑，则刑期不得超过一年，也不得超过当处监禁刑刑期的一半；其三，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罚金刑，则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法定的最高罚金数额；其四，如果检察官建议适用无缓刑之监禁刑，则应向被告详细说明量刑是否立即执行或传唤至执行法官前以确定刑罚的执行方式。

　　（3）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

　　在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后，被告有10天的思考期限，以决定是否接受该量刑建议。共和国检察官有义务告知被告享有这一思考期限。但被告在思考期限内不得要求解除相关的人身强制措施。共和国检察官得在提出量刑建议后将被告送往自由与羁押法官处，由该法官下令对被告进行司法管制。如果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的一种刑罚是2个月以上的无缓期监禁刑且共和国检察官已提议立即执行该刑罚，则自由与羁押法官应下令对被告进行先行羁押，直至当事人再次被传唤至共和国检察官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0条）。

　　在10天的思考期限届满后，被告应对量刑建议作出答复：如果被告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向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委派的法官提出审核申请。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审核阶段；但如果被告拒绝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依一般的公诉程序向轻罪法院提起公诉或要求启动正式的侦查程序。之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作的各种声明及案卷笔录归于无效，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预审庭或审判庭。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在议会辩论中对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作了具体的说明：“无证据效力的材料指的是在检察长办公室运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获得的材料，而不是在宪兵队或警察局运作相关程序所获得的材料”{20}。因此，被告之前在宪兵队或警察局所作的各种声明尤其是认罪声明依然具有证据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