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并且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手段的缺陷，不值得借鉴。比较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一、引言
随着我国民事立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格权立法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民法学界针对未来中国民法典中，究竟有无必要单独设置人格权编，尚没有形成一致看法[1]。但笔者认为，这一分歧并不妨碍目前民法学界通力合作，制定一部单行的人格权法。关于人格权立法的必要性，学界并不存在分歧，存在分歧的是未来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安排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学界完全可以先解决人格权立法问题，至于说这部分立法，如何纳入未来中国民法典中，则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其实，不仅拟议中的人格权法会面临这一问题，即使已经制定的《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它们以何种方式整合到未来的民法典中，仍然是开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人格权立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所谓非典型人格利益，是指没有被类型化的、典型的人格权所涵盖的人格利益。典型的人格权所保护的也是人格利益，它在性质上与非典型人格利益并无区别。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典型人格利益，民法采取了赋予利益享有人以“主观权利”的形式来进行保护，而对于非典型人格利益，则没有采取这种法律保护的形式[2]49。那么民法如果要对非典型人格利益提供保护的话，应该采取何种路径?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二、一元模式（完全的权利化）及其弊端
关于民法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予以保护的必要性，是一个毋需多说的问题。任何一种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正当且合法的利益，民法都会以某种方式提供保护，这不会因为有关的利益是否被赋予了权利这样的外衣而存在区别。如果这样，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民法对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都会加以保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区分“典型人格利益”和“非典型人格利益”呢?如果我们抛弃这样的划分，以某种方式构造出一个涵盖了所有的人格利益的统一的人格权，那么民法如何保护非典型人格利益的问题不就自动消解了吗?
的确如此。典型人格利益与非典型人格利益的区分，正是以人格利益上的不完全的权利化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构造出一个囊括所有形态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那么上述“典型人格利益”/“非典型人格利益”的划分的确就失去了意义。考虑到这也是一种解决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的思路（虽然它以取消“非典型人格利益”这一概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本文也将其作为一种可能的，对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模式加以分析。
笔者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对这一思路进行过比较详细的分析[3]。这一思路的要点在于，它从人格统一性理论出发，认为人格利益也是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利益整体。所以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构造出一个一元的、统一的、整体的人格权。这一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就是作为整体的人所享有的完整的人格利益。在这种模式中，自然人所享有的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都是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的一种特殊表现，它们也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受到保护，当它们被侵犯时，也是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受到侵犯的一种特殊表现[4]355-405。
构造出一个一元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其实就等于放弃了在人格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上的传统的“典型性”的原则。在这样的模式之下，这个统一的人格权的客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和边界，一切取决于如何解释“人格利益”这个概念。由于人格利益这个概念的开放性，它的内涵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因此也不会出现某种人格利益在民法上的保护“法无规定”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它克服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权利实证化的缺陷。但问题在于，正是由于“人格利益”内涵的高度开放性、不确定性，也同时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高度的不确定性。而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同样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的法律价值，否则的话，法律将失去其行为指引和规划功能，社会生活难以有序展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元化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这种理论模式，在结构上非常类似于大陆法系传统中的“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大陆法系传统中的所有权，体现的是对所有人对作为所有权的客体的物的一种最广泛、最绝对的支配和控制。所有权的内涵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不可能以正面的方式穷尽地进行列举，只能从反面列举出所有权所受到的限制。那么为什么大陆法系可以构造出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所有权概念而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人格权的问题上就不能走这条路呢?关键在于，所有权所针对的“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自然界一般都具有某种有形的外观。这一外观能够以相对直观、清晰的方式来提醒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因此一个内涵及其广泛的所有权的存在，一般而言，不会造成非权利人活动的法律后果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人格利益的存在形态就比较复杂了。虽然说生命、身体、健康、肖像的存在，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在性，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则根本没有一个直观的外在形态。如果没有事先确定的相对清晰的保护范围，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就很难准确评判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否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利益。因此，一个一元化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权，在事实上很难具有一种真正的行为规范和指引的功能，它必须要借助于司法判例，来逐渐形成一些更加具体的关于人格利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的规则。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一个空洞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利类型。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元化模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通过事先确定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方式，来调整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人格权关系的立法模式，毋宁说是在人格利益的民法调整问题上，全盘地、概括性地授权法官借助于个案对人格利益的界定，通过司法判例积累的方式来逐渐形成相应的规范。这样的思路，且不说它的正常运作需要许多相当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当下，基本上不具备）和相当长的时间，在人格权立法的时代，选择走判例法化的道路，显然是不合适的。
作者在先前的论文中比较详细地剖析了这一思路的主要缺陷。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人格权的基本理论中，“权利化”的路径，本来就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人格利益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呈现出交互性、关系性的特征，法律对涉及人格利益的保护，需要针对不同的人格利益形态，确定不同的保护范围、保护强度和保护方法。因此，民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其主要的目的与民法在财产关系的调整上所采取的“权利化”的路径，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却有本质区别。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权利”理论，主要围绕财产权建构起来，其目的在于通过构造一系列自主支配的领域，从而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5]13。如果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法律上的“力”，这种传统的权利理论并不适用于人格权。人格权的确保护权利人不可侵犯的个人生活领域（privatesphere），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权利人的同意，不许他人进行干涉。但法律没有规定人格权享有者对其人身的“权力”，至少没有规定人本来就没有的权力;法律只保护人之所以为人被赋予的权利[6]278。正因为如此，传统民法理论，在将人格利益“权利化”的过程中，曾经不无疑虑。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德国民法典》823条中列举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时候，仍然避免使用“权利”的字样。
虽然说经过理论的发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学界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但仍然要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人格利益所承载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民法对生命、健康等人格法益提供的是最高程度的、近乎无条件的保护，但对名誉、隐私等人格法益的保护，就必须更多地考虑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权衡问题。因此，人格利益保护的“权利化”，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在权利与他人自由之间精确划界、在个体需求与公共利益之间审慎权衡的需要。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恰恰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精细化的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一个一元化的、内涵宽泛无边的人格权，无疑与人格权立法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因此不应当采纳。
三、“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可适用性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上，采取完全的“权利化”的保护模式并不合适。因此，必须采取部分的权利化，也就是将部分典型的人格利益，归纳提炼成为一系列保护对象典型，保护范围确定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精细化调整的目标。但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立法者归纳和提炼能力的有限，这种保护方法，必然导致有些人格利益没有被纳入到任何一种既有的典型人格权保护的范围之中，由此产生人格利益保护上的缺漏。换言之，在这种保护模式之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本文所讨论的非典型人格利益的问题。
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目前在中国民法学界影响最大，最有可能被人格权立法所采纳的保护模式是借助于所谓的“一般人格权”概念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一般人格权概念来自于德国民法理论和实践，是德国法上借以实现对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概念工具。笔者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德国法上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7]。在本文中，着重分析这一模式对中国的可适用性问题。
要了解德国法上发展出来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理论与上文分析的人格权的一元化的理论模式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这表现在二者都试图赋予非典型人格利益以某种“权利”的外观。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般人格权理论之下，虽然非典型人格利益穿上了“权利”的外衣，但同时被界定为“框架性权利”（Rahmen-recht）。框架性权利与普通权利的区别主要是侵权行为法层面上的。具体来说，在确定侵权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时候，如果侵犯的是普通的绝对权，那么只要侵害行为符合了侵权的事实构成要件，那么就自动地指示出有关行为的“不法性”。这就是所谓的“结果不法”说[8]85。但如果侵犯的是框架性权利（在德国的语境中，除“一般人格权”外，“营业权”也是框架性权利），根据德国民法理论，在有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认定问题上，不采取“结果不法”说，而是采取“积极确定不法性”[8]85。所谓积极确定不法性，就是说，某一行为损害了他人框架性权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自动地指示出该行为的不法性，而是必须以积极的方法来确定侵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具体就“一般人格权”而言，单纯损害一般人格权的事实，并不自动指示损害行为的不法性，要确定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必须进行法益衡量，必须通过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在该案件中可以达到的范围[9]。
通过所谓“框架性权利”的定性，德国民法对侵犯典型的人格权，与侵犯被归纳到一般人格权概念之中的非典型人格法益，在损害赔偿的救济问题上，采取了区分式的保护模式。后者实质上授权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做出裁量，前者更多地采取规则化的调整方法。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比较好地处理了典型人格权的保护与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不法性”认定这个控制阀门，较好地均衡了法律的安全性（它表现为行为人事先预知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与法律的灵活性（它表现为法官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概念，与时俱进地推进对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因为这一原因，这一理论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学界所推崇。但问题在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究竟是否可以顺当地嫁接在中国民法体系中?经过研究，笔者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与德国相对封闭的侵权行为法的构架有密切联系。因此，如果中国的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构架不同于德国侵权行为法的构架，那么移植这一理论就存在重大障碍。2009年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在基本结构上究竟更加接近德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对此学界还在讨论中，但至少从条文字面看（而不是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解释论操作之后），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结构更加接近于法国模式，恐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德国式的，将非典型人格利益披上“权利”的外衣，从而将其纳入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规范射程之中的努力，“在中国的语境中根本上就是多此一举的。”[10]事实上，它们是否被叫做“权利”，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构架中，并不影响它们是否能够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注：参见《侵权责任法》第2条。关于中国侵权责任法究竟是否对权利和利益采取区分式的保护，相关的论述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以下。）。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侵权法理论并不将“不法性”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德国理论上通过“不法性”认定的不同方法，作为区分“普通权利”与“框架性权利”的标准的做法，在中国无法落实。因此中国民法理论借鉴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的结果必然是使得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流变为上文分析的一元化的人格权概念，而这恰恰是我们在人格权立法过程中试图避免的结果。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民法学界恰当地理解了德国民法理论中的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功能，还是必须注意到，这个概念在德国的语境中仅仅只是在损害赔偿救济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并不具有将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权利化处理之后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具体来说，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概念操作之后，也只限于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给予侵权损害赔偿层面上的救济。但问题在于，法律上对利益的保护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救济，也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救济手段。对于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而言，后者有时更加重要。单一的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容易导致人格利益被强制性地纳入到市场交换的逻辑之中。那么除了损害赔偿之外的这些救济方法是否可以在“一般人格权”的框架之下实现呢?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救济手段（也包括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救济手段），主要是作为对绝对权的保护手段而存在。要使得一般人格权能够获得这些救济，必须以一般人格权具有普通的绝对权的性质为前提。而这一点恰恰是德国民法理论努力排除的：一般人格权最重要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具有普通的人格权所具有的那种绝对权性质。
弄清楚了这一点，就可以明了德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理论的特点。这种特点同时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缺陷，因为它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于从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看待非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仍然是传统民法的财产中心主义的一种残留[11]。中国民法如果要摆脱这一缺陷，那么就不能照搬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更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对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制度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在体系上试图摆脱以“损害赔偿救济”为中心来建构侵权行为法的民法传统，而是力图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包括事前预防、事后救济的民法保护体系，因此无论是典型的权利，还是非典型的利益，在原则上都可以享有全面的保护，而并非局限于损害赔偿救济。《侵权责任法》第21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这里提到的“人身”，当然包括非典型的人格利益。由此可见，我国民法并未把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局限在损害赔偿的救济之上，而是同样提供全面的救济手段。就此而言，即使从制定法的层面上看，我国在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也不再适宜借鉴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框架。
四、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保护非典型人格利益
立足于上文的批判性的分析，笔者主张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可以立足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保护模式，这是一种更妥当的制度构架。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首先需要确定“人格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构成整个人格权立法的价值基础。在这一原则的统领下，规定一系列典型的人格权（例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等）。对于未被典型的人格权所涵盖的非典型人格利益，如果有保护的必要，可诉诸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获得民法上的保护。这样的保护包括但不局限于损害赔偿的救济，在有必要时，也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各种救济手段。当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判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提供法律保护时，必须符合适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时必须遵守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对判决结果的实质合理性与妥当性，需要有更加充分和严格的论证;更加关注人格保护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的权衡;更加注重相关案件可能具有的“先例”意义，以及在社会政策层面上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后果等等（关于运用法律原则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6页以下。）。诉诸于“人格保护”原则，应该遵循法律适用上的“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规则：如果有具体的规则可以遵循，应该尽可能适用规则，而不轻易诉诸于基本原则来做出判断，只有在的确有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援引法律原则来判案。
为了进一步论证笔者的上述主张，首先需要分析民法上对利益给予保护时，区分“权利化了的法益”与“未权利化的法益”的深层次的理由。我国民法学界注意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发展的趋势是区分“权利”与“法律上的利益”，对二者的损害赔偿救济设置不同的控制要件。对侵害“法律上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往往要求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来认定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救济，或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并且违背善良风俗。主流学说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限制对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给予损害赔偿救济，由此可以比较好地协调“法益保护”与“他人自由的保障”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诉求[12]295。但严格说来，在侵犯权利造成的损害与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注：事实上，即使在德国法上，所有权的内涵本身也并不确定。所谓“继续性侵蚀”以及“功能侵害”等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See．B．S．Markesinis＆H．Unberath，The German Law of Torts：A Comparative Treatise4，Hart Publishing，Oxford and Portland，2002，p．50．）。法律上对二者之所以采取“差别待遇”，在根本上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法律推理和适用模式。
在侵权行为法的视域中，对任何法益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救济，都必须要进行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然后得出是否给予救济的结论。如果这方面的权衡在立法阶段就已经得到充分考虑，并且立法者已经把经过利益衡量、政策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归纳为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那么司法者原则上就不再需要从事这一工作。这时的法律适用，往往表现为三段论式的法律形式推理。但如果立法者基于各种考虑，在立法阶段没有能够进行相应工作，那么法官就必须在个案裁判中从事本来应该由立法者进行的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工作，这时的法律适用往往表现为一种非三段论式的实质推理（因为这时不存在法官可以直接适用的条文，充其量只有内涵不确定的法律原则作为其判断的出发点）。
弄清楚了民法上存在的“权利”?“利益”的区分保护模式的实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法之所以尽量将典型的法益的边界、内涵界定清楚，并且赋予其权利的形态，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法律的确定性，以及体现“立法者优位”这一民主政治原则，并不是因为未获得权利化形态的利益，与获得权利化形态的利益相比，具有某种“劣后”性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在上文批评了德国的一般人格权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把民法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潜在地限制于损害赔偿的救济手段之中。这不符合现代社会中日益受到强调的“人格保护”的价值诉求。
民法在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给予保护的时候，之所以更多地强调要更多地基于利益衡量来判断是否给予保护，不是因为这种利益本身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而是因为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强度和保护方法，这些问题没有在立法者那里得到精确考量，因此司法者不得不接续立法者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模式的考虑，不应该局限在损害赔偿救济的有无这个问题之上，它应该有着更高的层次。这也正是笔者主张通过“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的基本理由。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问题，而是潜在地与民法上的各种救济和保障措施相联系。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人格保护不能完全依托于传统的损害赔偿法的框架。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有必要借助于人格权立法的契机，在中国民法中正式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笔者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已经论证了“人的保护”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民法的价值基础[11]。相关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在欧美主要国家，“人格保护”作为法律原则，或者作为基本的法律价值，往往规定在宪法或基本法之中。然后借助于有效运作的违宪审查制度，将这一原则全面渗透到民法各项制度之中。在中国，由于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宪法缺乏实质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难以复制欧美的路径。基于这一考虑，笔者认为，民法的立法者有必要在民法的层面上，明确将“人格保护”确立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样的话，即使不借助于民法宪法化的话语模式，民法也具备了落实“人格保护”这一体现现代法律文明的核心价值的规范基础[13]。规定“人格保护”法律原则的最合适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在拟议中的《人格权法》的开篇之处。
有了明确规定的“人格保护”原则，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将迎刃而解。这一原则，一方面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公开宣示，在另一方面，也是面向法官的授权。它授权法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根据这一原则的精神，处理立法者没有预见到的人格保护问题，去面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型的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一原则，将成为中国的人格权法发展的源头活水。
运用法律原则来实现法律规范的漏洞填补和动态发展，对于中国民法学界而言，这种做法并不陌生。在学界制定合同法草案的时候，曾经建议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判案，并且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4]。笔者支持法官在必要时有权援引法律原则来处理案件，但不赞同法官适用法律原则来处理案件时，必须进行某种特别的审级上的控制。只要处理案件的法官明确地意识到运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的时候，必须承担更多的实质正当性的论证责任（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意义上的）;必须如同一个立法者那样，进行精细的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瑞士民法典第1条意义上的），对案件判决的后果，社会意义，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波斯纳的法律实用主义意义上），那么不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法院的批准，我们也可以对法官判决的合理性具有足够的信心。
避免最高法院介入的另一个实质性理由是，让运用“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处理案件的判例自身保持一种弹性，本身是有益的。这样可以通过不同判例的竞争，来淘汰那些不合理的判例中的司法立场，逐渐巩固合理判例中的意见。如果案件必须通过最高法院的批准，那么它似乎一下子就具有了获得最高法院认可的“指导案例”的权威地位，这反而不利于逐渐筛选出优秀的、合理的判例。
五、结论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基本的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缺陷，不值得借鉴。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的法律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结合上文的论述，本文为拟议中的《人格权法》应当确定的“人格保护”的基本原则，拟定如下条文：“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制度在中国民法典中的地位［J］．法学研究，2003，(2);梁慧星．民法典不应该单独设立人格权编［N］．法制日报，2002－8－4．
[2]Adriano De Cupis．I diritti della perosnalità［M］．Milano，1982．
[3]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J］．法商研究，2004，(4)．
[4]Cfr．，D．Messinetti．Personalità(diritti della)，in ED，XXXIII［M］．Milano，1983．
[5]Cfr．，C．M．Bianca．Diritto civile(VI)．la proprietà［M］．Milano，1999．
山西省建设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等10项安全生产制度的通知

晋建建字[2009]123号


各市建设局（建委）：
　　现将我厅制定、修订的《山西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等10项安全生产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原《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晋建办字[2006]393号）、《山西省建设厅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接报与应急处置工作程序》（晋建办字[2006]394号）同时废止。


山西省建设厅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

山西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消除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推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含风景名胜区）对建筑施工安全、城市公用基础设施运营安全和直管公房使用安全的隐患排查治理。
　　第三条 安全生产隐患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安全生产隐患根据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分为一般隐患和重大隐患。
　　“一般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小，检查发现后能够立即进行整改排除的隐患。
　　“重大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止作业，经过一定时间整改和治理方能够排除的隐患。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对本单位所属的施工项目、运营设施等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管理。省建设厅负责指导和督查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每月至少要进行一次隐患排查。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日常安全监管工作，每年组织一到两次集中的隐患排查。省建设厅负责指导、督查和抽查。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时要实行“一患一档”隐患登记，登记内容包括隐患部位、隐患类型、主要问题、公示情况、整改责任人、计划完成期限、整改资金落实情况、整改审查意见和验收结果等；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重大隐患，应建立排查档案，并督促整改、跟踪治理。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一般隐患要做到立即整改，对重大隐患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进行整改，整改期间，派专人进行24小时监控。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对已发现的重大隐患，用警示性标牌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应包括隐患名称、隐患状态、隐患位置、整改责任人、整改开始时间、整改计划完成时间等。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每季度向社会公示现存的重大隐患，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重大隐患可能对周边社会公众、公共设施等造成危害的，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上进行警示性公告。
　　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应逐级上报，同时向有关管理部门、单位通报，要求协助治理。上报中应说明已采取的有关治理措施，通报中应说明要求协助治理有关事项及措施。
　　第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对查出的重大隐患拒不整改的，要依法查处，必要时上报当地人民政府，启动联合执法机制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完成重大隐患的整改后，应报请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复查验收。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建设系统重大隐患和等级事故举报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及时发现和整治安全生产重大隐患，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建设系统重大隐患和等级事故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直管公房使用中存在的重大隐患和发生的等级事故。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建设系统存在重大隐患和发生等级事故，均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举报。省建设厅接受举报部门设在厅安委会办公室。各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当确定专门的举报受理机构，专人负责，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
　　第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有关安全生产隐患、事故举报后，应如实登记，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当及时核查处理；应由其他部门受理的，按规定移送同级有关部门处理；应由上级部门或者下级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上报上级部门或者批转下级部门处理。移送、上报、批转的举报材料要严格办理交接手续。
　　第五条 举报人原则上向重大隐患和发生等级事故所在地的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举报，也可向省建设厅直接举报。所举报的情况应具体明确，举报可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和当面举报等方式。
　　第六条 省建设厅接到举报后，责成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省建设厅认为有必要时可直接调查核实。
　　第七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结的举报事件，对署名举报的，应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举报人；对上级交办的，及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上级部门备案。
　　第八条 对核查属实的举报，要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举报案件过程中，应严格为举报人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公开举报人姓名、工作单位等情况。对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严追究有关单位、人员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刁难、压制举报。对举报推诿、拖延不办或有意隐瞒真相的，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侵害举报人及其亲属、假想举报人、有关证人等合法权益的，按打击报复处理。
　　第十一条 举报人应当如实举报。对借举报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或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正常工作次序的，一经查实，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对举报案件经查属实的，查处部门办结案件后，可给举报人予以适当的奖励。对查处违法行为的罚款，按规定上缴同级财政。
　　省建设厅接受举报部门为厅安委会办公室。
　　电 话：0351-3580075
　　电子邮箱：jsaq@sxjs.gov.cn
　　通信地址：太原市建设北路85号 邮编: 030013

山西省建设系统重大危险源监控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系统重大危险源的监控管理，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行业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或者临时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重大危险源分级标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对确定的重大危险源除按照本制度进行监控管理外，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还应符合《山西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制度》有关规定。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和监控工作。
　　第五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企业加强重大危险源管理和监控工作，及时协调解决重大危险源管理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范围，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危险因素进行安全分析，辨识出重大危险源，并根据危险的危害程度建立分级管理台帐。对于重大危险源应挂牌公示、监控。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辨识出的重大危险源，应严格遵守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订的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制度，接受管理。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制定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管理体系，明确责任、落实责任。制定消除或减少其危险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并认真组织实施。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编制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预案，落实紧急救护器材、设备、措施等，并定期进行演练。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治理重大危险源或在其危险危害波及区域作业时，应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有书面记录和签字，确保作业人员清楚掌握作业技术要领和存在的危险因素。其作业人员涉及特种作业的，应依法持证上岗。
　　第十一条 对存在事故隐患的重大危险源，生产经营单位在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立即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或停止使用，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和监控措施。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的，应立即向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山西省建设系统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建设系统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落实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生产安全事故。
　　第三条　事故发生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报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逐级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事故情况，并同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必要时，可越级向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五条 事故报告应采用网上快报和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可先通过电话报告，随后进行网上快报和书面报告。并根据事故发展情况及时续报。
　　第六条 实行安全生产事故月报零报告制度。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次月5日前，向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计汇总上报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事故情况。
　　第七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事故等级，按照《山西省建设厅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接报与应急处置工作程序》进行处置。事故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配合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事故的调查核实工作。
　　第八条 省建设厅安全事故接报实行对口接收，统一上报。即按照业务归口由相关处室（站、办）对口接收、处置，由厅安委会办公室统一上报。
　　第九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同级人民政府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建设系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提出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意见，责成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认真组织落实。不属于本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应报请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中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的有关单位、责任人，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山西省建设厅

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厅安委会）工作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厅安委会研究部署、指导协调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作用，落实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结合我厅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厅安委会组成
　　厅安委会主任由省建设厅厅长担任，副主任由与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有关的分管厅领导担任，成员由有关业务处室、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厅安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安委会的日常事务。
　　第三条 厅安委会主要工作任务
　　厅安委会是省建设厅的议事协调机构，同时作为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厅安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建设厅党组领导下，研究部署、指导协调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确定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的责任分工，研究制定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的重要政策、措施，解决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厅安委会主要职责
　　（一）研究、制定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中长期规划、年度安全工作要点；
　　（二）审议需提交厅办公会议审定的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和工作制度；
　　（三）研究拟定需经厅党组会议讨论决策的涉及加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人员编制、机构设立、职能和预算经费调整等方面的措施建议；
　　（四）分析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形势，指导、督查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安全生产督查和专项整治等工作；
　　（五）完成省政府安委会和厅党组会议安排的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其他工作；
　　（六）指导各市建设系统安委会的工作。
　　第五条 厅安委会办公室主要职责　　
　　（一）拟定全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研究、提出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重要政策、制度、措施；
　　（二）提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工作建议并组织实施；及时转发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及时起草印发有关安全预警通知、重大事故通报等文件；
　　（三）负责与建设部安委会办公室、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厅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市安委会及办公室的日常联系，报送、传达重要情况和有关信息；加强与成员单位的沟通与协调；
　　（四）筹备厅安委会会议，印发会议通知，起草会议纪要；督促、检查厅安委会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并及时向安委会负责人报告；
　　（五）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培训和宣传工作；
　　（六）承办厅安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 厅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厅有关处室、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负责所管理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拟定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制度和措施，并牵头组织实施；
　　（三）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条件、程序对涉及安全生产审批事项进行审查；
　　（四）定期向厅安委会报告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五）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督查工作；
　　（六）负责所管理行业、领域安全事故的接报和处置指导；
　　（七）完成厅安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厅安委会有关制度
　　（一）会议制度
　　1、厅安委会会议分为例行会议和专题会议，由厅安委会主任主持召开。
　　2、例行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主要听取各成员单位特别是有关责任处室、单位关于季度、全年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和应急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下季度、下一年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和工作安排意见；研究讨论安委会办公室提交安委会审议的事项；研究协调成员单位提出的有关事项。
　　3、专题会议可根据工作实际适时召开。
　　4、例行会议和专题会议应形成会议纪要，印发厅安委会全体成员单位、各市建设、园林、市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抄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委会办公室、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二）文件签发制度　　
　　厅安委会文件由安委会主任签发；厅安委会办公室文件由厅安委会办公室主任签发。　
　　（三）事故接报和应急处置制度　　
　　厅安委会成员单位接到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报告后，应按《山西省建设厅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接报与应急处置工作程序》进行报告和处置指导。　
　　（四）事故现场调查制度
　　建设系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有关处室、单位应及时按规定赶赴事故现场调查核实事故情况。
　　1、发生一次死亡1至2人安全事故，有关处室、单位要派人赶赴现场；　
　　2、发生一次死亡3至5人的安全事故，有关处室、单位负责人要赶赴现场；　
　　3、发生一次死亡6人以上的安全事故，分管厅长、有关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要赶赴现场调查；
　　4、调查情况要及时向厅安委会汇报。　
　　（五）约谈制度　
　　建设系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约谈制度》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约谈。
　　（六）专人联系制度
　　厅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担任本处室、单位的联系人，承担以下工作：　　
　　1、负责与厅安委会办公室的日常联系;
　　2、收集、整理、传递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重要信息；
　　3、每季度末前10日向厅安委会办公室书面报送本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下季度有关工作安排；　　
　　4、年度及时报有关本处室单位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总结和下年度有关工作安排； 　　
　　5、承办所在处室、单位安全事故的接报工作。　
　　第八条 各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部门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度。


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提高执法效率，建立统一协调、相互协作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是指省建设厅内设相关职能处室（站、办）(以下简称“职能处室”)的联合执法；超出省建设厅职责范围的，应按照《山西省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制度》会同省有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
　　第三条 各职能处室按业务归口具体牵头负责安全生产联合执法组织工作，负责起草联合执法行动方案，明确执法内容、方法、步骤、时间安排、需参与联合执法的相关职能处室等事项。
　　第四条 各职能处室应根据联合执法方案要求，选派熟悉业务、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参加联合执法行动。
　　第五条 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坚持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原则，各职能处室根据职责和法定程序联合进行调查，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第六条 联合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按照统一安排，各司其职，依法行政、廉政执法、文明执法。
　　第七条 联合执法主要检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依法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第八条 联合执法启动机制：
　　（一）常规启动机制。各职能处室在日常工作中需要联合执法的，由牵头职能处室拟定联合执法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专项启动机制。需要对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的，由牵头职能处室拟定联合执法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突发启动机制。发生突发事件或其他紧急事项需要开展安全生产联合执法行动的，牵头职能处室应立即拟定联合执法方案，经批准后，立即组织实施。
　　第九条 各职能处室在独立执法过程中，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需要由其他职能处室执法事项的，本职能处室应将该事项书面告知其他相关职能处室，提出执法建议。必要时及时启动联合执法机制。


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约谈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建设系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约谈，是指省建设厅对建设系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及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人员进行约见谈话。
　　第三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实施约谈：
　　（一）发生较大等级以上事故的；
　　（二）半年内发生两起一般等级事故的；
　　（三）安全生产问题较多，安全生产形势比较严峻的；
　　（四）发生对社会影响较大事件的其它情形。
　　第四条 约谈对象
　　（一）发生事故或存在问题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
　　（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负责监管的单位（机构）主要负责人；
　　（三）其他认为有必要约谈的人员。
　　第五条 约谈前，省建设厅向被约谈单位发出约谈通知。被约谈单位按照约谈通知要求准备书面材料，内容包括：约谈事项基本情况、经过、性质、原因分析及教训、采取的措施，安全生产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整改措施等。
　　第六条 约谈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被约谈单位负责人对事故的情况或存在的问题作说明。内容包括：原因及处理经过，目前存在的问题，应吸取的教训和采取的措施；
　　（二）省建设厅就有关情况提出询问，并提出处理建议；
　　（三）形成书面约谈记录。
　　第七条 被约谈单位应当在约谈后15个工作日内，向省建设厅写出约谈要求的落实情况报告。
　　第八条 约谈对象应准时参加约谈，不得委托他人。对无故不接受约谈或约谈后仍不采取改进措施的，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九条 约谈的有关内容视具体情况向社会公布，必要时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督查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促进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责任的落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安全生产督查由省建设厅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年组织一至二次，专项督查可根据实际情况和上级要求随时组织实施。
　　第三条 安全生产督查应当制定详细的督查方案，明确目标、时间、范围、形式、内容和要求。
　　第四条 督查组应当抽调具有执法资格和具备较强建设行业安全生产知识的人员，明确督查人员的工作职责，必要时可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参加督查工作。
　　第五条 督查组在督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及时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对于重大隐患，应立即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止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条 督查组应做好督查记录，建立督查档案。督查组对限期整改或暂时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应书面通知有关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跟踪督办，并限期办结。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将督办情况书面材料按要求反馈上报督查组。
　　第七条 对督查中发现的重大隐患，省建设厅应提请所在市级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并向省政府报告。
　　第八条 督查结束后，省建设厅应认真进行总结，通报督查情况，查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措施。必要时，向社会公布督查结果。
　　第九条 省建设厅将督查过程中的相关文书、重要资料存档。

山西省建设厅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接报与应急处置工作程序

　　第一条 为做好我省建设系统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简称事故与灾害）的预防、接报与应急处置工作，确保省建设厅接报、应急处置的迅速、高效、有序，根据建设部工作程序，结合我厅实际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本程序适用省建设厅处理的建设系统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的预防、接报和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条 省建设厅应急机构分为应急管理机构、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和应急管理工作机构三类。
　　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安委会）是山西省建设厅应急管理机构，负责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的应急管理工作。
　　安委会办公室是省建设厅应急管理机构的办事机构，统筹指导、协调、督促并密切配合相应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有关职能处室（站、办）是省建设厅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负责相应的应急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职责分工如下：
　　城市建设管理处为市政公用行业和风景名胜区安全方面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负责相应事故预防、接报和应急处置工作，管理、修订相应应急预案。
　　房地产业管理处为直管公房使用安全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负责相应事故预防、接报和应急处置工作，管理、修订相应的应急预案。
　　勘察设计管理处为建设领域地震灾害方面的响应与应急管理工作机构，负责相应事故预防、接报和响应与应急处置工作，管理、修订相应应急预案。
　　村镇建设管理处为村镇建设安全方面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并负责相应指导性应急预案的管理修订。
　　省建筑安全监督站为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方面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负责相应事故预防、接报和应急处置工作，管理、修订相应应急预案。
　　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总站为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方面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负责相应事故预防、接报和应急处置工作，管理、修订相应应急预案。
　　第五条 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应根据省建设厅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应的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报告和处置工作。
　　第六条 安委会成员单位应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业务工作特点，做好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相关的基础性工作：
　　（一）注意各类媒体有关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的信息，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单位核实情况后，报告分管厅领导；
　　（二）定期开展安全形势分析，判断各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危险源和灾害源，有针对性的制定应急预案或对预案进行修订，并组织检查落实；
　　（三）根据需要及时拟定有关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的政策和提出立法建议，并监督实施；
　　（四）根据建设领域安全科技发展情况，推广应用新的安全防范技术；
　　（五）及时组织制订、修订相关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
　　（六）与日常工作中各类专家组织相结合，建立应对各类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的专家信息库；
　　（七）建立省内外相关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基本情况的信息储备；
　　（八）注重学习交流国内外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预防、处置的先进经验。
　　第七条 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接报实行对口接收，统一上报的原则。具体程序如下：
　　（一）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对口接收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报告；
　　（二）立即向安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分管相应工作的厅负责人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同时向安委会办公室通报情况；
　　（三）根据安委会指令，迅速向事发地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传达省建设厅的初步应急处置意见；
　　（四）根据事故和灾害类型及级别，必要时按规定程序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五）配合安委会办公室向省政府、建设部书面进行快报；
　　（六）按规定派人赴事故现场调查了解事故有关情况；
　　（七）向安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安委会办公室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八）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在7日内向安委会书面报告事故详细情况，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灾害）时间、地点、伤亡人数、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破坏情况、灾害及经济损失、事故初步原因分析等内容；
　　（九）对本次事故有关资料（文件、文字资料、声像资料等）进行归纳、整理，纳入本处室（站、办）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数据库。
　　第八条 其他情形的报告程序规定：
　　（一）厅政务值班室接到来自建设部、省委、省政府、省直有关厅局发（转）来的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报告后，根据事故类型由厅办公室负责直接报告厅长和分管相应应急管理工作机构的厅领导，同时通知相应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
　　（二）安委会办公室接到除本条第（一）项以外的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报告后，要立即报告安委会主任、副主任，同时通知相应应急管理工作机构。
　　（三）有关应急管理工作机构接到不是本机构职责范围内的报告，应告知相应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同时通报安委会办公室。
　　第九条 有关职能处室（站、办）主要负责人是其职责范围内安全事故接报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负责人在出差、出国、休假期间，应明确代理负责人，负责接报工作。
　　第十条 建立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的快报制度。省建设厅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快报程序如下：
　　（一）应急管理工作机构接报；
　　（二）向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请示，通报安委会办公室；
　　（三）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填写《山西省建设厅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快报表》；
　　（四）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审阅，情况紧急时可通过电话审听（特大、重大安全事故与灾害由主任审阅，一般安全事故与较大、一般灾害由副主任审阅）；
　　（五）加盖“山西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章；
　　（六）安委会办公室向建设部和省政府值班室传真报出；
　　（七）安委会办公室承办人向建设部和省政府值班室确认。
　　（八）发生重大事件后，情况紧急时，经电话请示厅长同意后，用电话直接向省政府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报告。
　　第十一条 对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按下列两种方式进行分类应急处置：
　　（一）按照省建设厅发布的各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
　　未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的，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应尽快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或指导性预案，依据所制定的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
　　（二）按照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等级进行应急处置。
　　1、特别重大事故与自然灾害：在省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厅长统筹协调，安委会办公室统筹协调，相应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有关处室站办协助配合。
　　2、重大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按照省领导同志批示精神，由厅长决策，统一指挥，安委会办公室统筹协调，相应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有关处室站办协助配合。
　　3、较大、一般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分管厅领导决策指挥，安委会办公室统筹协调，相应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其他处室站办积极配合。
　　第十二条 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每年应将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与以往相关事故与灾害进行对比、分析，对于暴露出的重大安全管理问题，向安委会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三条 安委会办公室应加强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对各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数据库建设的指导，并建立省建设厅统一的《山西省建设厅建设领域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数据库》，作为厅领导进行应急处置提供决策依据。

　　本工作程序包含六个附件：
　　附件1、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分类
　　　　2、安全事故等级划分标准
　　　　3、破坏性地震分级标准
　　　　4、山西省建设厅应急处置职责分工表
　　　　5、山西省建设厅应急机构主要职责
　　　　6、山西省建设厅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快报表


山西省建设厅建筑安全联络员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建筑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建筑安全生产信息，研究建筑安全管理对策，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建筑安全联络员是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建总公司、各中央驻晋建筑施工单位指定的与省建设厅就建筑安全工作进行联络的专门人员。
　　第三条 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应当确定一名负责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专职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担任联络员。
　　第四条 建筑安全联络员应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收集、整理、传递本地区内建筑安全生产重要信息；
　　（二）分析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及时反馈本地区建筑安全生产动态；
　　（三）督促本地区建筑安全生产事故快报、事故处罚等有关情况的上报工作；
　　（四）提出改进建筑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意见及建议；
　　（五）按时参加联络员会议，并向会议通报近期安全生产形势和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六）向所在单位领导汇报联络员会议精神，提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建议、意见。
　　第五条 建筑安全联络员会议由省建设厅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建筑安全联络员会议每年不少于两次。
　　第六条 建筑安全联络员会议主要是分析全省建筑安全生产形势，研究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总结交流经验，及时沟通建筑安全生产信息。
　　第七条 联络员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印发联络员单位，并抄报厅安委会主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