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958年9月）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8年9月11日第一○一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8年9月11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决议

（1958年9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次会议通过）

1958年9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次会议决议：批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1958年9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次会议批准）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章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
　　第四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制定。
　　自治州内东乡族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组织条例由东乡族自治县制定。
　　第二条 自治州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
　　自治州、县、市、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第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地方国家机关。
　　第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中，各有关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和人员。
　　第六条 自治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人民必须团结互助，互相尊重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
　　第二章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八条 自治州和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选民直接选举；乡、民族乡和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产生的办法依照选举法的规定。
　　第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保证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依照自治州的特点，制定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甘肃省人民委员会转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三）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四）保证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加强与巩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亲密团结和合作；
　　（五）规划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公共事业、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六）依照法律规定的自治州的财政权限，审查和批准预算和决算；
　　（七）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决定组织自治州的人民武装警察；
　　（八）选举自治州州长、副州长和人民委员会委会；
　　（九）选举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十）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一）听取和审查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和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二）改变或者撤销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四）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第十一条 县、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保证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四）规划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公共事业、优抚工作和救济工作；
　　（五）审查和批准预算和决算；
　　（六）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七）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二）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第十二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保证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四）批准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计划，决定合作事业和其他经济工作的具体计划；
　　（五）规划公共事业；
　　（六）决定文化、教育、卫生、优抚和救济工作的实施计划；
　（七）审查财政收支；
　　（八）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九）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十）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十二）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可以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自治州和县、市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
　　第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民委员会召集。
　　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上届人民委员会召集。
　　第十五条 自治州和县、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两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如果认为必要或者有1/5的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自治州和县、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会议设立大会秘书处，在秘书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可以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和代表，本级人民委员会，都可以提出议案。
　　向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议案，由主席团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或者交付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提请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
　　第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自治州、县、市的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单独提名。
　　自治州和县、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或者举手方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并为其他民族代表配备翻译。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本级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员和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主席团同意的其他人员可以列席。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代表向本级人民委员会或者本级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问，经主席团提交受质问的机关。受质问的机关必须在会议中负责答复。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非经主席团同意，不受逮捕或者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须立即报请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国家根据需要给以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宣传法律、法令和政策，协助本级人民委员会推行工作，并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州和县、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和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的监督；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换由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的撤换必须由原选举单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选民大会以出席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三章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即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是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受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县、市、乡、民族乡和镇的人民委员会，受上一级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
　　第三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分别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州长、县长、市长、乡长、镇长各一人，副州长、副县长、副市长、副乡长、副镇长各若干人和委员各若干人组成。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额如下：
　　（一）自治州29人至35人。
　　（二）县15人至21人，人口或乡、镇、民族较多的县至多不超过25人。
　　（三）市15人至19人。
　　（四）乡、民族乡、镇7人至13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法律、法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并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
　　（四）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五）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的执行；
　　（六）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七）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八）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帮助自治州境内各聚居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或者建立民族乡，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搜集、整理和发扬各民族优良的文化遗产；
　　（九）执行经济计划；
　　（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财政，执行预算；
　　（十一）管理市场，管理与发展地方国营工商业，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十二）领导与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和合作事业；
　　（十三）管理与发展水利事业；
　　（十四）管理与发展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
　　（十五）管理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科学普及工作；
　　（十六）管理优抚、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十七）管理人民武装警察；
　　（十八）管理兵役工作；
　　（十九）管理税收工作；
　　（二十）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二十一）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 县、市的人民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法律、法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并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
　　（四）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五）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的执行；
　　（六）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指示和命令及下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七）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八）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加强与巩固各民族和民族内部的亲密团结；
　　（九）执行经济计划，执行预算；
　　（十）管理市场，管理地方国营工商业，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十一）领导与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和合作事业；
　　（十二）管理水利事业；
　　（十三）管理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普及工作；
　　（十四）管理优抚、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十五）管理税收工作；
　　（十六）管理交通运输业和公共事业；
　　（十七）管理兵役工作；
　　（十八）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九）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五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法律、法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发布决议和命令；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
　　（四）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五）管理财政；
　　（六）领导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业、手工业生产和合作事业及其他经济工作；
　　（七）管理文化、教育、卫生、优抚、救济和公共事业；
　　（八）管理兵役工作；
　　（九）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办理上级人民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和县、市的人民委员会会议每一个月举行一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委员会会议每半个月举行一次，必要时都可以临时举行。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在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其他有关人员列席。
　　自治州和县、市的人民委员会在举行会议的时候，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会议如讨论或者通过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其他民族特殊问题的决议时，应特别注意民族团结和民族特点，并且事先应该和有关民族的委员及人士充分协商。
　　第三十七条 州长、县长、市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本级人民委员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副州长、副县长、副市长、副乡长、副镇长分别协助州长、县长、市长、乡长、镇长工作。
　　州长、县长、市长为处理日常工作，可以召开行政会议。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设立民政（包括人事）、监察、公安、计划、粮食、财政（包括税务）、农林、工业交通、商业（包括服务）、水利、文教、卫生、体育运动等处、局、委员会，并且可以设立办公室（兼管宗教事务）及其他需要设立的工作机构。
　　第三十九条 县、市人民委员会按照需要，设立民政、公安、兵役、计划、粮食、财政、税务、农林、畜牧、工业交通、商业、水利、文教、卫生、体育运动等科、局、站、委员会，并且可以设立办公室及其他需要设立的工作机构。公安、税务等局可以在辖区内设立派出机关。
　　第四十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委员会可设文书一人和工作人员若干人，协助乡长、镇长进行工作；并根据需要，可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吸收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其他适当的人员参加。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委员会报请上一级人民委员会批准。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县、市人民委员会设办公室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各处、科、局、站、委员会分别设处长、科长、局长、站长、主任，必要时，可以设副职。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和县、市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门，受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并受上级人民委员会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门，在本部门业务范围内，根据国家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委员会主管部门的指示和命令及本级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可以向下级人民委员会主管部门发布指示和命令。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和县、市人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进行工作，并且监督他们遵守、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政策。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员会和所属各工作部门执行职务，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
　　民族乡的人民委员会执行职务时，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
　　第四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请甘肃省人民委员会转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谈“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郭 瑞 曹 柯


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二审判决不仅没有减轻其责任，反而还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对此，拿到二审判决书的上诉人不仅感到失望，而且还很疑惑，抱怨在对方没有上诉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判其承担比一审更重的责任？为什么不能像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那样建立一个保护上诉人上诉利益的原则，以减轻民事诉讼中上诉人承担的风险？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上诉不加重”原则（又称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或“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办法，其内容是在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中，要求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判原则上不能将上诉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既不能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减损上诉人既得的民事利益，使上诉人的负担不得因上诉而超过一审判决[①]。

“上诉不加重”原则提出的目的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消上诉的顾虑，便于当事人行使上诉权。但对于“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目前学术上的探讨还比较有限，对具体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更是涉及较少，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掌握比较混乱。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制度上以及操作上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上诉不加重”原则：

一、“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审判权的地位变迁

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历史，使得不论对社会而言，还是从法院自身来看，法院审判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厚。要求法院发挥主动性，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愿望在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要求强调的是国家机关行为的被动性，这一点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尤为重要。“不告不理”的法制传统注定了司法审判权天生的被动性，而法制现代化也必然使民事诉讼的改革不单局限在当事人主义构架的建立方面，更是要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摆脱作为审判客体的尴尬地位，建立以诉权行使为主线并贯穿整个审判始末的司法审判新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审判权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地位变化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司法观念上的准备。

（二）对“有错必究”的重新认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制原则，也是法院树立公正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了司法权威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变革，以前那种竭力去找回逝去已久的客观事实，去实现事过境迁的司法公正的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对法制的要求不相符合。现代法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要求法院在维护公正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由、秩序、效率等价值观，并找准这几种价值的平衡点。在这种环境下，“有错必究”就不能脱离法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属性而单从司法公正这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有错必究”中的“错”的认定，除了考虑是否分配不公或机会不等外，还要看是否有违自由处分的原则，是否影响秩序的稳定，以及是否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浪费等等。在纠正这些“错”时，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从各个方面综合评价，作出妥善处理。正由于纠错标准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使“上诉不加重”原则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我国长期所遵循的法制原则之中。

（三）二审程序的性质探讨

从多审级设置的目的来看是要保证公平的结果，但是诉讼也不能遥遥无期的进行下去，因而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这样的取舍就决定了诉讼程序的性质。对于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性质，目前理论上分为复审主义、事后审主义和续审主义三种。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诉讼制度的影响，一直采用的是复审主义的观点，目的是为了尽最大程度追求客观公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起诉到了法院，一味追求公正的诉讼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呼声促使民事诉讼的价值观开始向司法效益倾斜。再加上我国加入WTO后对司法体制又提出了如何与国际接轨的新要求，二审程序的性质已经逐步由复审主义转向了国际普遍采用的续审主义观点。第二审不再对第一审全部的内容重新进行审理，而是以一审为前提对当事人不满意一审的部分继续进行审理。这种转变就使得“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成为了必然。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法院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上诉不再是对一审内容的重新审理，二审程序也不再以实现单纯的纠错功能为目的。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新的诉讼模式应当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实现司法效益；应当权衡公平、自由、秩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扫除诉权行使的障碍，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使当事人更能够理解和接受二审裁判的结果，发挥法院终局裁判的效力。这样看来，通过不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方法来打消上诉的顾虑已经成为了现代法制条件下民事诉讼二审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

二、“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法律依据

“上诉不加重”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中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作为一项原则，其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也没有以具体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贯穿于处分权、上诉权以及二审审查范围等法律规定之中。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实际上已经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明确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在《民事诉讼法》第13条中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该规定确立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为诉权理论乃至于诉讼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石。当然，以诉权为主线而提出的“上诉不加重”原则也以此规定作为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规定了二审的审查范围

《民事诉讼法》151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该条规定对二审的审查范围予以了明确，确定了二审续审主义的性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中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但该解释因为与现代诉讼体制的要求不符，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中被改为了“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解释中重申了二审的审查范围应限于上诉请求的原则，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提出做好了准备。对于该《规定》之所以将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排除在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原因是要在承认辩论主义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同时，对于不属于私权纠纷的行为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13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这样的除外条款使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当事人不能享受辩论主义和自由处分原则的垂青，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划定了界限。

（三）指出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规定从建立释明制度的角度明确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强调了法院的审理不能脱离当事人的意志。法院审判权的被动性毫无疑问就是“上诉不加重”原则建立的核心。

（四）更正了对错案的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而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纠正了一些人认为只要原审裁判与案件的真实事实不一致就是裁判错误的观点，打消了追求客观真实那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从认识论的理论层面和法律约束的制度层面两方面来看，由于诉讼中对证据的认知受特定时间、空间和探知手段的限制，可能出现法院查明的情况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情形；并且在有些案件中即使查清了客观事实，如果存在权利失效或失权等情况时，判决结果也可能与客观公正不符，但在法律上就不能认为在这些案件中法院所作出了错误的裁判。减少了这方面的压力后，按照“上诉不加重”原则裁判的案件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

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已经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二审审查范围、审判的被动性和对审判错误界定等方面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做好了法律上的准备。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提及“上诉不加重”原则，但作为一项操作中实际运用的原则所必须的法律支持已经完全具备了。

三、“上诉不加重”原则的要件

简而言之，“上诉不加重”就是不得在二审程序加重上诉人的责任。但作为一项诉讼原则，其内涵所包括的要件则远不止于此，具体可以分为以下4个部分：